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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也只是说谈到，何况这本身就是给局领导的报告，至于讲已交给劳资科办理，是那天张书记对我这样讲的。”

“这个我知道，以前我也看过你写的一些材料，有些话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意思也不一样，如我们局骆主任说市政府信访办实际上是个收发站，我看他当时的意思是指信访办所起的是信息的作用。”

我想，局里对这点可能耿耿于怀，便表示说：“对于这些，我在措辞上会尽量斟酌。”

但是心里又想：这些都是真实的情况，在向上面反映情况时，如果不把这些写出来，如何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呢？

王科长又安慰我：“你不要着急嘛，现在局里不是还没有定下来吗。”

我仍不放心地说：“情况是这个样子，我能不着急？一家子的生活全指望我，等张书记回来了，我还要找她好好谈谈。”

王科长想把报告还给我，我不肯，要他给局领导看看，他也只好收下来了。

十二月六日，我又来到局里，王科长叫我先看看下张书记和徐主任在不在办公室。我过去后见两人都在，回来告诉王科长，王马上同我一起过去。

王科长边走边说：“我们已经到社保局查到了你应补交的准确数字，是一万五千，还不包括滞纳金等。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到了局办公室，王科长又叫了徐主任一起去见张书记，让我先回避一下。

我只有在局办公室等着，也有心注意隔壁办公室的动静。

过了不久，我隐约听到张书记在放声发话说：“…不能说他们就一点错误也没有，他们也有错，…”

许久，王科长出来对我说：“你的这件事还要等一等，不是说就一定有望头，毕竟是丰收集团（原江拖曾为丰收集团公司的龙头企业）的事，丰收集团也总要过问一下，我和徐主任会再去一趟新丰管理处，现在下面正在搞改制，工作都很忙，我在十几号又要到外地去开会，要么你到月底再来一趟。”

我听后，心情有些沉重。

检察官诉案难审 澄清事实斥伪证

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市人民检察院万检察官打来电话，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在控申处办公室里，万检察官仔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特别关于西湖区法院立案后约四个月未予审理、又转到东湖法院的原因。了解了原江拖组织部长刘焕宇在诉讼前后的表现，市中院在清算组的法官，对是否应该开庭所持的态度；核实了本人对魏群所负责的《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认为是枉法裁定的依据；征求了本人对魏群、郭岚、吴卫兵延误办案应承担什么责任的意见。万检察官一一作了详细的笔录，并让我签了字，按了指印。。

万检察官告诉我说：“这些天我与李检察官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取证工作，院里有车就开车，没有车就乘公共汽车，确实查到了很多问题，对有关涉案法官也进行了批评，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做法也太不应该了，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倒是每个月国家有工资发给你们，人家因劳动争议的纠纷失业在家，没有了生活来源，国家有法律规定应该开庭，你们不去跟人家开庭主持公道，现在倒好，延误了办案，这对人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们也应该想一想。’这几个人被我讲的无话可说。”

我深为感动，对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不辞辛苦、秉公执法、认真办案的态度，由衷地表示了感谢。

万检察官又给我看了市中院两次发文的复印件，前一份是二○○○年九月十七日发给各基层法院的通知，文件为《洪经初字（2000）114一4号》，所依据的是最高法院《企业破产法实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第二、三项，说是因江拖于九月十五日被宣告破产清算，终结江拖债权债务方面与经济有关的民事活动；后一份是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的，是为我提出再审申请后，发给东湖区人民法院，要求加紧复查再审并将结果上报中院的指示。

对于前一份文件，我是第一次见到，就其内容来看，并不能说明其终结范围也包括我起诉的劳动争议案，如果说是包括了的话，参照《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和劳动部与最高法院一九九六年八月协商一致的文件规定，无疑是个失误。

谈到二○○○年十月十八日中院驻清算组法官的表示，万检察官说：“我们已找到了当时在场的焦宜松，另一个姓邹的法官已经调到上海工作去了。焦宜松现在说的请况，跟你讲的不一样，讲是他们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