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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共”,即以贻一学人。借花献佛,而饮水思源,不敢忘,尊锡也。特此致谢。顷获大函,语重意厚,感愧感愧!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为弟搜拾旧作逸文者亦有六七人,以目录相示,弟不加增减,但答以有著作权,不同意出版。约法已成,“人人平等”,未便为贵社破例。来函所举自编“全集” 诸君,必自信字字珠玑,故大踏步,大出手,无怍无愧。弟尚如佛家所说“知惭愧”,不敢学步。且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弟所睹一切全集,其中值得存者往往不过十之五六,乃学究辈借此堆资料博取微名薄利。来函所称Huters君书,乃其博士论文,作者人甚诚笃勤恳,而天资不高,且不能读文言;译印其书,实属无聊。新西兰Auckland大学Duncan Campell君收弟早年文章译为英语,与弟所作英语文章合成巨帙,年前来华求弟增订,弟劝其罢休。近新西兰电视中渠出现讲聘译拙作事,显然尚乐此不疲也!来函释所言,只落后矣。一笑。草此及谢,并请谅宥。 即颂
春祺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月一日
又是一年春草绿。
堡垒没有攻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发青。在一切向“钱”看的热潮中,社里组织到一部《钱锺书传》,决定出版,为尊重传主,为杜绝出版后可能发生的不快,社里希望钱先生能过目,予以认定。社长又动员我去说项。这本是一件令传主尴尬的事,更别说淡泊名利的锺书先生,他历来反对此类俗举。一因社里的事,推不脱;二是想圆走近钱锺书的梦,我硬着头皮给钱先生写信,细述我社的一些想法。惯以“学得无怒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的钱先生,这回接到信后便发来“鸡毛信”,信云:
奉读来书,甚感厚爱。年来弟不幸,已成新八股文题目,颇多借“题” 著书者。欲为弟撰传记者忆有两三人,弟皆谢绝“合作”,请其罢休。来信所言,不知何人,想必据美国Huters所撰传(已有极糟的中译本),加以增饰,误漏百出。杨绛衰病,无气力审读此类著作,然此传既未得“传主”本人同意,作者岂“文责自负”耶?倘失实过多,迹近造谣诽谤,将来涉讼,亦未可保耳。八十老翁,来日无多,作“传”者何急不及待如此,使“传主”如神龙之见首而不见尾乎?可疑可叹!
走近钱锺书(3)
愚夫妇“全集”之举,亦有穗、沪、宁(译林)共四五出版社建议,弟等差有自知之明,不愿灾梨祸枣,亦皆婉谢。不识抬举,辜负盛情,既疚且感。
接读来信,我惶恐不安,忙将此信示社长,并建议认真考虑,尊重钱先生的意见。人微言轻,社里又有社里的考虑,不听招呼,将书印了出来。这甚于把我送上断头台。生米已成熟饭。杨绛先生此前另有信相托,要我坚决“劝阻此书出版”。我愧对二老,只能负荆请罪,寄上样书,等着挨克了。不日,钱先生赐复,严厉地批评“传”中“因道听途说失实之处”,又因作者学殖浅薄,有张冠李戴或穿凿附会多处,“令人啼笑皆非”。让我铭感五内的是信末两句“木已成舟,书已出版销售”,薄利微名已赚,“置之一笑可也”。钱先生批评得有理有据,言辞中肯,显出一种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大家风范。至此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因是年年初,钱先生正式委托人文社向法院起诉四川文艺出版社非法出版《围城》(汇校本),维护著作权法的尊严。我真害怕老人家一气之下,也把我们拖上法庭。
这是钱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曾先后到钱府拜访四次,多么想走近钱锺书,一睹先生的风采,聆听先生做人做学问的教诲。我世俗,先生脱俗,这注定我无法走近他,无缘见他一面。但从《钱锺书传》出版前后先生致我的两封信,对出版社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体现他的宽容大度,让我走近了他,理解他,更敬爱他。他曾对友人说过:“做学问难,做人也难,做一个好人更难。我们要永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谁能说他不是个大好人?《钱锺书传》出书前,淡泊的他竭力劝阻,反对;出版后,多处失实,甚至迹近诽谤诬蔑了他,他“置之一笑”,真是佛家的胸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媒介的片面宣传,误导了世人,只知他的孤傲,其实他的宽厚也是名闻遐迩:1947年周振甫先生为他编《谈艺录》一书,错别字未能尽数扫除,钱先生非但没批评,反为之开脱,书出版后又题词相赠,拜谢。以至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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