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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

潘人木

50多年来，我最珍视的一件东西是我高中毕业的同学录，其中甚多惟有年轻人才写得出的离情。每次展读，心中都有海浪拍岸的澎湃。某同学写给一位绰号“火车头”的同学的赠言是：“好你这个火车头，载着一车好东西开走了！”多么简单而丰富！一句话就是一首生命之歌。

慷慨的造物者给每个人一车好东西，内容可能稍有不同，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当时我也有一车好东西：青春、健康、智慧、亲人、朋友、很好的胃口、过得去的容貌。装得满满的人生列车，就这么自自然然地往前开。那时候若勉强说有什么人生观，大概是快乐的人生观。

及至稍长，或遇高山，或遇急流，险阻重重，才知道这列火车不是一路顺利的，必须开足马力，添够燃料才能开过去，这个时期的人生观是奋斗的人生观。

然后有朝一日，发现列车的重量减轻了，这才恍然于造物者并非那么慷慨，他其实是诡诈的，在我的列车开出的同时，便伺机把他给我的好东西一样一样地取走：青春不再、健康日衰、亲人逝去、朋友远离，我的列车几乎空了。唯一他拿不走而仍留存的东西就是爱，以及由爱产生的一切；因为爱乃是自己所创造、所散发、所装载。爱之为物，有光、有色，绵延滋长。若自己不放弃，它可以源源不断，人生的列车永无空虚之虞。但此爱非单指男女之爱的情爱。我们女性的短处，常常是过分重视情爱，视为人生的惟一真实，它果然真实，却非惟一。视为惟一的结果，一旦失去，列车就会失去平衡，甚至翻覆也说不定。此处谈到的爱是指由诸般的爱汇集而生的工作之爱。这个阶段的人生观可称为爱的人生观。

由人生如朝露的观点看，年轻和年老实无多大差别。一个人心中无爱、自私、狂妄，虽年轻亦老迈；反之，虽老迈亦年轻，即使“前路日将斜”，也有“野花啼鸟一般春”的境界。□

爱的信笺

环球

施倩

母亲有个爱写信的习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从1941年的冬天开始的。哥哥约尼自应征入伍后，一连数月没有音讯。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厨房的大桌子前给他写信。

我弄不明白既然约尼从不回信，她干嘛还要写呀写。

“等着吧，我们总会收到他的来信的。”她总是那么自信。母亲常说，信同人的心灵是相通的，神圣的上帝之光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她相信这速光芒能帮助她找到约尼。

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为了让她自己或我们大家放宽心，但这毕竟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终于有一天约尼来信了——他还活着，正在南太平洋上。

母亲每次都在信末署上她的名字“赛西丽娅·卡普契”，这一直使我有些迷惑：“干嘛不写‘妈妈’？”原来，她从来就把自己当做赛西丽娅·卡普契，而不是妈妈。这使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母亲，这位身材娇小、穿着不足5码的高跟鞋的意大利女人。

母亲从不化妆，也不佩戴首饰，除了一只金黄｜色的结婚手镯。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又黑又直，盘在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轻巧的银丝边眼镜。

每次写完信，母亲总是让父亲去发。然后，她端来咖啡壶，我们便边喝咖啡边回忆起以前一家10口人围坐在桌边时的美好时光——爸爸、妈妈，还有8个孩子。那时，我们这5个男孩3个女孩中谁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离开这个家，去工作，去参战或者结婚，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亲写信的对象中又加上了另外两个儿子。每天晚上她要写3封不同的信，然后让父亲和我在信上加上我俩的问候。

母亲写信的事在村子里传开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妇人找上门来。她颤着声向母亲问道：“你能写信，这是真的吗？”“我常给儿子们写信。”

“你也能念信？”那位妇人又轻声问道。

“当然可以。”

妇人急忙从提包里拿出一叠航空信：“念……请您快给我念念。”

这是那位妇人正在欧洲打仗的儿子寄来的。母亲还记得那个以前常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玩耍的红头发小伙子。她把信由英文译成意大利文，一封一封地念给那位妇人听。妇人听着，两眼闪着激动的泪光。“我得给他回信，”她说，“可怎么写呢？”“达菲，去做点咖啡。”母亲边吩咐我边把妇人领进里屋坐下，然后拿出钢笔、墨水和信纸开始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