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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虽然做黑工的工资很微薄，但还是能积少成多储蓄下来，如果有十几年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类似的工作还有到中餐馆里当厨师。每天面对着冰冷的厨房墙壁炒菜，工钱是没多少的，当警察来的时候还必须得随时躲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多数温州人都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在家乡他们的亲人正期盼着他们衣锦还乡。

对于偷渡者而言，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　一是只要还没被警察逮捕，就等待大赦机会。法国最近几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1992年、1997年和200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再就是想办法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陆续有近300名中国人加入了外籍军团。

位于巴黎3区的市长街、庙街一带车水马龙，一直是一条传统的商业旺地，也是最早中国人打拼下的地盘，后来便成为温州人在巴黎最早的聚集地之一。在更早的时候，在这里做生意的主要还是犹太人。但是很快，扎下根来的温州人便在这里展露出了头角。如今，在庙街上已经聚集了众多温州人经营的首饰、皮具、服装、旅游纪念品等批发零售商店。成立最早的华人社团“华侨华人会”也坐落在这里。

最初温州人在3区所从事的主要是百货批发业。那个时候这里有很多从国内进货，在3区小街批发的玩具和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由于店少，竞争还不是特别得激烈，利润还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批发百货的风水宝地。于是，很快的，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涌入，并把这里占领。然后从这里出发，温州人又开始占领巴黎的其他的街区，如11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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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区的辉煌

除了3区之外，温州人在巴黎的辉煌还与巴黎的11区有很大的关系。与3区情况相似，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巴黎11区伏尔泰街早期只有几家成衣批发店，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设的（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周围全部是中国人，就慢慢退了出来）。

由于3区温州人的商圈逐渐被占满，因此，很多人开始寻找新的开拓地。一部分温州人看好了11区的伏尔泰街等街区。先是有温州人租了当地的几个店铺，然后，其他人便迅速地跟进，也纷纷跑到附近找能够空出来的店铺，然后就改过来，专做成衣批发店，当地的店铺租金、转让费等也迅速上涨。很多温州人是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来的，看到合适的铺面，就走进去，跟老板商量，能否高价转让其店铺，其中不少店铺是法国人开的面包店、药房、肉铺、乳酪店等。在伏尔泰街也逐渐占满之后，一些温州人就又跑到附近的Sédaine、帕蒙提耶和Popincourt等街道。很多法国的传统商家老板都乐得转让，因为店铺的转让费让他们兴奋无比，比他们辛苦工作10年所赚得的钱都要多。这些钱足够他们舒舒服服地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就这样，在几年间，这一带三四条街，几乎全部都由温州人开起了成衣批发店。根据巴黎第11区区政府估计约有五六百家，由此形成了“华人服装一条街”。

偷渡进入法国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大赦了，这样，人们就可以转为合法的法国公民，那么就不必偷偷摸摸地打黑工，而最为温州人看重的是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开工厂了。

1992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曾有过一次大赦。通过这次大赦，一部分温州人最先拿到了居留的身份。于是一部分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温州人立即尝试自己做生意。当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两个行当，一个是餐馆，一个是开制衣工厂。而开起了制衣工厂就需要销售渠道，然后成衣批发零售店也就慢慢成为另一个投资方向。

这次大赦极大地激发了温州人对法国的向往。有了成功的榜样，温州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了法国。这些后来的温州偷渡客，又为刚刚脱离早先的地位、开起餐馆和制衣工厂的温州老板找到了现成的劳动力。而为了招募给自己打工的人员，很多开制衣工厂的老板还主动召集自己家乡的亲属、乡亲偷渡法国。基本上每个老板都有十几个黑工为自己打工。

在早期，开制衣工厂是很赚钱的。那个时候竞争不激烈，11区原先也有一些衣服批发店，但都是由当地法国人或犹太人经营。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些工厂老板因为总是有大量起早贪黑、做牛做马苦干的老乡为其辛勤干活，因此其产品成本要比那些当地人经营的低得多，这样，他们出货的价格可以非常低，因此，产品非常畅销。这些制衣工厂老板的资金也就迅速地积累起来。从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