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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件制作，经过漫长的路程辗转到达法国。他们最初一般都在火车站附近落脚，一开始靠出卖劳力，或从小商小贩做起，走街串巷卖一些杂货、日用品。后来有了一定资本，就开始了开服装店、餐馆等行当。

由于数十年来各自谋生，温州人虽部分集中在巴黎第3区的几条批发街，却“大隐于市”，法国社会几乎没感觉到这个移民团体的存在。

温州人来欧洲真正的移民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由于有前面那些移民先驱的基础，部分温州人首先吃上了螃蟹，用各种方式来到了法国。

巴黎：欧洲温州人的大本营（2）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温州人在法国亲戚的帮助下以探亲移民的身份合法地进入法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偷渡现象，而且当时中国对出国审批控制很严，因此移居法国的温州人数量还很有限。

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温州地区移民海外的人数剧增，也创造了偷渡集团的“繁荣”商机。这个时期到达欧洲的温州人绝大多数都是偷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博士曾组织课题组，对在巴黎的温州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成果论文《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合模式》引起较大反响。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曾重点访谈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后到法国，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来的，占。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与当时的西欧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欧洲的生活条件要远远高于中国国内。很多温州人偷渡到了欧洲，打工赚钱，然后有很多人开始把他们的收入寄回国内，这让他在国内的亲属还有相熟的人都知道了——原来在欧洲一个月能收入数千元钱。这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成功人士的传奇被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于是温州人出国的高峰到来了。以温州的七都镇为例，镇上现有人口不到9　000人，在海外却有1．3万人，其中在法国就有3　000人。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出国挣钱，能够养家糊口，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一代的温州移民非常艰苦。首先出国就要花掉10万元左右，钱都是亲戚凑的。第二，他们是没有回头路的，既然选择了出来，就不能回头，家里的老小都期盼着他们。第三，要忍受数年的无身份日子。时刻面对着恐惧，面对着警察。“自己能否继续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国内的中国人根本不会遇到的。

据王春光课题组的研究论文，由于最初的移民大多都是偷渡来的，大部分人的身份都不合法。没有居留权，开不了银行账户，找不到正式工作，而且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这就使温州人只能当黑工，给当地人打工，干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而且过着无身份的日子。许多人的工作就是整天猫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分日夜地做衣服，还有一些则是给比较早在法国扎根的中餐馆做菜。

那时候温州人的工作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不是做厨师就是做衣服。而对于工时和工钱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者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巴黎有唐人街，通常这是最初到达的中国人唯一的去处，在那里他们是安全的，周围的社区会提供保护、窝身之地、一日三餐，还包括应付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哪怕你一点不懂法语也照样可以生存，但是一旦离开唐人街，所有的一切都会消逝。因此很多人一步都不敢离开唐人街。因此一些人形容：“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很多人盼望法国能再度大赦，这样他们就会以正式移民的身份进入法国社会。

初来法国，几乎每个人必不可免的一项事情就是做黑工，赚取一点微薄的工钱，除养活自己之外，余下的还有部分可以存下来。通常做黑工每天都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两种基本的工作可选。做衣服，一般都是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然后一直做到晚上23点甚至到凌晨4点才收工。每天如此，基本没有休息日，而且这样的工作似乎从没有尽头。就在唐人街中国人区狭窄的小工厂作坊里，很多人做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这是个非常艰苦并且枯燥的工作，但是，温州人从不抱怨什么。当然这样也好，由于没有时间游玩、娱乐，所以，也基本没有什么花钱的事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