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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的父亲最终落入法网。原来庆德大伯父亲所开的茶庄的对面住有一户军人，家中的主人是解放军的一位团长，这位团长有一位儿子，年纪与庆德大伯相仿。两位小孩常在一起玩，不仅投机也投缘。什么游戏都玩过后，最后就玩军棋。开始双方还互有胜负，但越往后面庆德大伯就赢的多输的少。孩子的天性就是争强好胜，输多了，团长的儿子就有点儿不高兴了，最终在一次输急的情况下，团长的儿子竟用一颗团长将庆德大伯的一颗师长给吃了。庆德大伯不服，双方吵了起来，团长的儿子强词夺理说团长的官大，他爸就是团长，庆德大伯一时忘记了他父亲的嘱咐，情急之下对团长竟不屑一顾，说你爸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我爸还是师长哩，管着三个团长。团长的儿子听后，一时目瞪口呆。那个时候，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警惕性都非常高，团长的儿子回去后将庆德大伯的话向他的团长父亲一说，那位解放军团长不敢马虎，一查就将庆德大伯父亲潜伏的国民党少将师长的本来面目给戳穿了，最终少将师长被团长枪毙了。不能否定，在特殊情况下，团长确实比师长大！只是庆德大伯当时年纪太小，不懂。后来，小小年纪的庆德大伯就从四川成都遣送回原籍，即现在的江夏县马鞍山镇新屋边村，与他的瞎眼奶奶相依为命。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曾听父亲说起过庆德大伯，说他苦尽甘来了，因落实政策，他的亲生母亲在临死前在汉口利济北路一带给他留下了一片房产，让他去继承，就此他离开了新屋边。也不知母亲是出于什么想法，在八二年的时候，竟要我到利济北路去找一找庆德大伯，母亲的说法很简单，说只是去看看庆德大伯是否还是一个人过。后来我去过利济北路，也找到了母亲告诉我的红旗酱油厂，但却没有找到庆德大伯，即使到当地派出所查找，也没有发现曾庆德这个人。庆德大伯从此就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消失了，只是遇到家乡的老人说起以前的陈年往事，父亲和母亲才偶尔提起他，最后总是唏嘘不已，说他为他那当师长的父亲的死痛苦了一辈子。对于庆德大伯这一独特的经历我是深深地刻进了脑海，若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是断不会为他因争强好胜而导致的不幸结果而深表同情，这是时代使然，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却不能不为他因争强好胜而导致的不幸结果而深表同情，同样，这也是时代使然。为此，九二年的时候，经过部分加工，我以庆德大伯的经历为题材写了一篇说是小说也不像小说，说是杂文也算不上杂文的文章将它发表在《江夏报》的副刊上，题目叫做《团长师长孰大孰小》，为此，我还得了三十元的稿费。在用稿费请客时，同事们问我，那故事是真的吗？我笑一笑，不置可否。确实，没有切身经历，即使我说是真的，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情愿他们更多拿此当一个笑话……

酒席继续进行着，但是随着庆德大伯的到来，主角及相关议题已经完全变了。父亲和庆德大伯成了酒席上的主角。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旁若无人地与庆德大伯谈论着过去，他们的声音是那样大，表情是那样丰富，情感是那样专注。说到高兴处，眉飞色舞，说到动情处，感叹连声，说到悲戚处，唏嘘不已。确实，一个人压抑了一辈子的心里话，到他有一个发泄的时机和对象时，外人没办法控制，他自己更没办法控制。我也从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放开来喝酒，比如谈到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时，庆德大伯提议，为老人干杯，两位老人就会响亮地碰一下杯，喝下一大口酒。在谈到庆德大伯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国民党少将师长时，父亲也举杯提议，为少将师长干杯，在碰杯以后，两位老人也会爽快地喝下一大口酒。即使父亲在向庆德大伯介绍我时，庆德大伯也提议为我这样一个以前爱流鼻涕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有用之人而要求父亲与他一道喝下一大口酒。当然，对于杨卫平、汤振业以及在座的其他各位向两位老人敬酒时，他们也从不打折扣，豪爽地喝下一大口，并且夸张地用手指在酒杯上比试一下，征询敬酒人的意见：“可以了吗？”

从庆德大伯的谈话中，我对他在人造小平原建好以后的经历有了一个笼统的认识。其实非常简单，七五年他到武汉继承了他的亲生母亲遗留给他的一套房产后，他就将它卖了，好在他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就不存在遗产的分割问题。母亲所说的红旗酱油厂，也确实是他父亲留下的，解放以前叫做宏盛酱菜厂，解放后就被收归国有了，并改名为后来的红旗酱油厂。可能母亲将庆德大伯所说的话理解错了，认为他到武汉利济北路继承的是红旗酱油厂。七七年以后，庆德大伯一个人到了成都，因为他父亲在成都娶的那个后母还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