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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

在随后（6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

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也能从中多少获得一些运动发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说‘太紧张了！’‘过分了！’‘白热化了！’‘过分了！’摇摆于是非之间，站不稳立场”；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谭天荣送上断头台，也有人提出理发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绝为谭天荣服务等过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则真切地谈出了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常常暴露这样的思想情况，不知道要如何的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常常感到‘我说的话的确出诸诚意，的确有善良的动机，但却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出来说话，如果不是党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可能在所谓‘善良’的动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彻底成功”。高名凯：《反右派斗争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载《浪淘沙》第4期。

《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与《浪淘沙》都发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来信（《浪淘沙》还专门开辟了“老师的话”这样的专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的《冯至教授给本刊的信》。信中谈到“《红楼》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满意的”，“总起来看，给人一种薄弱无力的印象，好像跟我们新青年应有的豪迈气概配合不起来。其中甚至有个别的诗歌是晦涩的，带有消极的、低徊的情绪”，“如今的《红楼》与过去的不同了，精力饱满，冲锋陷阵，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来信最后表示“希望《红楼》多发表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让那些怀着恶意嘲笑我们‘歌功颂德’的市侩们滚开吧！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德，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让歌颂的声音响彻云霄。让那些险恶的丑类在我们嘹亮的歌声中无地自容”。冯至是众所周知的二十年代北大校园诗人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为世人所称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诗歌里出现的“低徊”诗风特别敏感；而在他看来，在新时代、新中国出现这样风格的诗是“消极”的，说不定他还担心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响”，这才有了“不大满意”的表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6）

而《红楼》里的这些诗歌果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我们在前文所引的《恋歌》、《回答》这一组情歌就被斥为是“男女间十分浅薄庸俗的调情”，而对《东阳江》的作者更是厉声质问：“为什么‘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为什么拼命歌颂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骄矜’？为什么表露着自己无限的愤慨、悲凉的情调？”翟奎曾：《评〈红楼〉》，《红楼》第5、6期。调子显然比冯至高得多了。

冯至所提出的校园学生刊物应该大唱党的赞歌，“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的期待，在编辑部改组以后的《红楼》，特别是《浪淘沙》的编辑工作中，得到了相当自觉与完满的实现。《浪淘沙》曾特地编辑了“妈妈生日好”的专栏：“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用生命为你歌唱”，“我们永远是葵花，/共产党永远是太阳。/谁要侵犯太阳，/谁就只有自取灭亡！”《“七一”，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据大字报改写）；莽：《给党》；狄葵：《太阳颂》，《浪淘沙》第3期。而对右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