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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足于做“学阀”，他更愿意充当指导国家政治的“国师”。正是这个“国师情结”，成了胡适不断地宣称“不谈政治”，进而反对青年学生干预政治，而自己终于免不了谈政治，进而实践政治的内在的思想与心理的动因：真正热衷于政治的，其实正是胡适自己。胡适等政治改革主张的核心，就是提倡“好政府主义”。这可以说是贯穿胡适一生的政治目标。其要点有二。首先是强调“政府（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6。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最后一节“五十年的政治哲学的趋势”里谈到了“从放任主义到干预主义”的发展，也是强调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干涉。胡适认为“干涉主义”可能会引起误会，因此可以称为“政治的工具主义”，即“现代政治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的问题”。《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08—310。胡适等因此提倡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9。，要求把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计划”中去。1928年胡适访问苏联，曾对苏联式的“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表示“心悦诚服”，这并不是偶然的；胡适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42—43，页47。胡适晚年对此有一个反省，提出“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831—832。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8）

胡适提倡“强有力的政府”的“计划政治”，其背后是一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即是依靠国家强权和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实现现代化。这一思路是贯穿二十世纪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戌戍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清王朝内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或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渐走向现代化道路。但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振皇威的可能，这才有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的混乱，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但袁世凯的复辟——实行个人独裁，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控制，打破了“权威立国”的幻想，人们开始寻找实现现代化的新思路，这才有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依靠知识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社会的变革。现在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实际上正是要回到依靠国家强权实现现代化的这条道路上来。而鲁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他的质疑；他在1925年的一封通信里，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通讯（一）》，《鲁迅全集》卷3，页22—23。显然，鲁迅坚持的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从改造国民、启发国民觉悟入手，依靠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与胡适确实有着不同的思路。

但对于胡适们来说，袁世凯个人独裁、复辟的历史教训却是无法回避的；强权政府的建立会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呢？胡适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了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8。胡适的对策，一是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财政公开、公开考试等），试图通过这样一些制度性建设来起“监督”与“管束”的作用；但他认为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还是“好人”执政。《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8、329。所谓“好人”，据胡适等在《我们的政治主张》里的说明，是指“国内的优秀分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胡适对此是当仁不让的；在我们前面引述过的《学术救国》的演讲里，他就是这么说的：“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