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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这两个罪犯的改造态度。”

把钱文华押起来，把我放回车间。许多犯人围拢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犯了错误，受到了政府的宽大。”

我回去拿行李，班长叫我在六监外面等着，他把行李给我拿了出来。我明白了，钱文华就住在我那屋子，不然一定叫我自己去拿。

搬到八监，这是橡胶厂犯人住的大宿舍。我心中倒也高兴，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仔细一想，在肃反中拿我作典型这样办一下，对全体罪犯也可能发生一些作用。我已经过来了，就什么也不说了。张管教员有关系，他的关系还不大，决定我这个问题的是长春监狱典狱长，以及比他大的负责干部。张管教员可能在提供材料时从旁加盐加醋，把我说成十分危险的罪犯，但是上级不同意。吉林公安厅来了几个科长，监狱的正副典狱长和各科长都参加了对我的审讯。开始相当紧张，过了两堂便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在橡胶厂我原来有定额，因为白天我经常被提审，不能劳动，完成不了定额，影响下道工序生产。工厂负责人取消了我的定额，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每天照例提审，从中我也受到一些教育。有这么一件事：1948年，督察处秘密处死了一个叫钱志球的，说他是地工人员。1947年冬，长春市海上大楼起火案，说他是纵火者，把他从三十八师政工室逮捕归案。逮捕时，经过该政工室主任许萤协助。现在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问：“许萤协助你们逮捕钱志球，是怎样协助的？说了什么话？他自己说，‘叫人把钱志球绑起来’他说了这句话没有？”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派人到三十八师师部把钱志球接来，我们的人没到该师政工室，因此没有听到许萤说了什么话。他协助逮捕是肯定的，不协助抓不来。”

“许萤在北京已交待了这件血债，现在到长春对证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逮捕地工人员的罪已构成，钱志球已经被杀害。现在看，许萤负责逮捕之责，杀害的罪责由督察处负。”

我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干部说：“只这两句话，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实事求是。”

我感到有这种负责精神，是不能判错案子的，与督察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惨死狱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办公室，把我交给两个干部。这两个干部交给管教科一张解票：“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去问话，上车吧。”

门口停了一辆灰色的小吉普。我说：“不戴点东西（指手铐）？”“戴什么，上车吧，我们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袄，背后写了两个大字──犯人，在市局办公楼上走，许多人都多看一眼。一个女干部叫我跟她走，进了局长室，出来一个高个干部，他是任青远局长。一张会议桌，他坐在里边，叫我坐在外边。与他对面坐着一个干部，担任记录的样子。桌上放着香烟、火柴，任局长递过来叫我吸，我没吸，他说：“会吸就吸嘛。”那个干部给我拿出来一支纸烟，我自己把烟点燃。

任局长说话很慢：“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很争取，今天把你找来谈几个问题。”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说。”

“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监狱找你谈过几次，都没有谈清楚，今天当面谈谈。有个唐文治，在吉林盘石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通讯站，站长唐文治少将。下边还有许多人员，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个组织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他怎么能报军统局呢？”

“军统局这个名词在1946年9月取消了，一般人口头有时还用‘军统’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为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如果1947年还用军统局的番号，那他就不是军统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这个过了时的番号来招摇。一个少将站长，在军统局是高级干部，到了东北，我不会不知道，多数我认识。唐文治这个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地招摇撞骗，他搞到的情报给谁呢？”

“供称是给沈阳。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从南京直接派一个站到吉林？”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来一个站，我们一定会知道的，不论怎么秘密，也会知道。”

“他们这些人在东北还有许多社会关系，你把军统在东北的站以上的名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