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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膨臃、五官暴突、四肢肥满，浑然不再是羸瘦弱的本来面目。换言之，认识彭师父的人不会知道、也难以想像他能有什么本事。见识到他真有些本事的人则不会相信他就是彭师父。他的皮相和实体——请允许我略事夸张地把这个人物说得抽象一些——他的皮相和实体是彼此决裂、悖离且格不相容的。

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仅有两次——纯属意外的两次——让人看见了他变容易貌的整个过程，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和孙小六逃出地遁阵，躲进武馆洗澡，听彭师母说故事的那个晚上。彭师父认为那一回泄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内喊了他两声“岳——子——鹏”给吓岔了气。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员扣押了他的三轮车，还裁处了他三百罚锾，甚至告诉他三百罚锾就是九百块钱新台币。彭师父当时隐忍未发，睡到半夜里起来撒尿，再回房卧倒之际，彭师母一声惊呼，晕了过去。彭师父抬眼一看，床边梳妆台上的镜子里自己赫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天起，原本染过肺结核、长了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脑子、又中了三次风的彭师母再也无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骤然扑袭而至的惊吓。她四十岁，在意识的深处坚决地展开了一程永不回头的遁逃之旅，漠不关心的世人以为她罹患了另一种痼疾，从而无法得知：这才是她为自己所做的最彻底的一次治疗。

我曾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去查考、核对彭师父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如何进入乃至牵动着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的巨大漩涡”。其间——在众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协助之下——我逐渐成为一个比“年轻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师级作家”更了不得一点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个初中学生、写了一本生活周记，也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卖出去二十六万册；接着，有人请我上电视主持节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这部电影还得过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也有人重金礼聘我替吉普车、乌龙茶、眼镜、烈酒、信用卡和一种腌渍得酸不溜丢的牛蒡丝等产品当代言人；背着人，我自己其实再清楚不过，这些浮光耀影、繁华缛丽的俗世声名、成就和利益绝非来自我个人的智慧、学养或努力，它们全是老漕帮倾力发动，运用各种势力、关系、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去换来的。而且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预付的版税”——祖宗家门儿上自帮朋大老和一百单八将，下至潜伏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里不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们都在引领翘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无形地催促胁迫着我写出这一部《城邦暴力团》，重新还原一个本该归属于他们的历史真相。

扮演所谓“媒体宠儿”、“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时日里，我几乎忘了曾经作过四次失败的尝试，分别写成了四个终至废弃不用的小说开场。然而对真正的书写工作来说，这段岁月就像任何一个胆敢假借创作之名、占世界一点小便宜的艺术家所曾经示范过的那样，并非全然浪掷。比方说，一位电视台的高级主管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种古老盘式录音带的机器，我才能够凭借着现场的交谈和声响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园荷塘小亭中发生的事件细节——我终于知道那些警车顶上的鸣笛灯号的确是在赵太初引吭长啸之际轰然震碎的。

再比方说，一个替广告公司看管片库的老荣民为我旁证了彭师父当年的挫折和愤懑。原来自一九六年起，台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顿市容、逐渐淘汰三轮车，一方面以每辆三到六千元的价格公开收购，另方面则辅导车夫转业开计程车，要不就从事其他劳动工作。有些车夫只肯接受辅导，或领取救济金，至于车辆，却宁可自行高价转卖给那些并不认为政府真会淘汰三轮车的新进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车夫集体勾串哄抬之下，一辆六七成新的三轮车可以叫价到新台币八千多。彭师父和片库那老荣民几乎是在同时上的当。片库那老荣民接着问我：“你那个什么师父后来做啥？”我说他卖了些金子买一把大关刀插在门口开武术馆。他说：“那他厉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有人会羡慕彭师父。

我认真想要以彭师父为主轴叙述《城邦暴力团》的念头之所以忽然出现，是在一个玄关上方悬挂着一辆三轮车、名唤“酷力”的迪斯科舞厅。那时距离我离开“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已经三年多，正确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号。我早已忘记背后一直有人在追杀着我。

当时有一家刚开始营运的有线电视频道准备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