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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呼呼”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老爷子’、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老头子’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哑巢父’——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反共自觉运动’否？”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怎么不记得？”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交往、接触、周旋的人士”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凡确信某人在台有‘匪谍’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报’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这个运动还将“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共党武装叛乱以前”、“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

从表面上看，“自白免责”之举是当年“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反共自觉运动”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反共自觉运动”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自首办法”，前一次所针对者为“匪谍”，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附匪分子”，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检举奖励办法”。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可容“前往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来一次“总登记”。负责承办该一“总登记”活动的便是当时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为这第三回合的网罗周至、收获丰硕，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档案之际，却遗失了《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连及己，殆获不测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业上延宕呈报时日，以“港澳地区工作另行汇整”为由掩饰，另一方面则对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开积极查访——甚至罗织——活动。

是时外间关注其事者，多以为港澳一带为国共两造情报人员交锋前线，敌我溷迹杂厕，诚清查之不易，以致迁延未果。独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图匿隐该次“总登记”之结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连同台北卫戍总部、台湾防卫总部和民防司令部一并撤销，一干任务全由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隶属“国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