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2/4 页)

儿关系？你以为人家放过了你，难道就顺丝儿成理也放过了我，放过了你妈么？”

他从来不曾用这样的语气跟我（或者任何人）说过话，我感觉非常地不习惯，这种不习惯的感觉要比挨骂本身还窝囊。坦白一点说，是这个刹那，我忽然不认识陷在椅子里这憔悴但坚决的老人了。我已经不知有多少年没被他训斥或责备过，简直忘了他还有训斥和责备人的能力——以及地位了。这也恐怕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我重新体会到畏恐父亲的滋味。于是我结结巴巴地把老大哥受伤入院，万得福和老大哥向我请教《菩萨蛮》藏字谜语，四个猪八戒找到宿舍来，以及孙小六出手助拳的几个片段都说了；唯独没提红莲，我认为那可以是无关紧要的——起码在我自己尚未摸索清楚的拼图板上，红莲只是一个我过去十年来从未想要进一步拥有，或者退一步舍弃的性伴侣。我们这种见了面脱衣服，办完事道再会的关系是一种家父就算再活一千年也无法理解或谅解的关系，我当然说不出口，也当然不认为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我省略了这个部分，并以为这个部分之于家父，就该像是无穷无限的宇宙奥秘之于凡夫俗子一般，绝对是可以错身而过的一个问号。

可是我错了。家父听完之后，缓缓睁开了眼皮，一双或许是因为长年罹患糖尿病而略显向外脱眶，看起来不能聚焦凝视的眼珠子在千把度的近视镜片后头迅速眨了几下，沉沉问了句：“那么欧阳昆仑的女儿又是怎么一回事？”

28　大迷藏

我曾经在快要说起欧阳昆仑的那段往事的时候稍事盘桓，转头述说着红莲同我之间倏忽燃烧起来的一切。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如此写的：“‘老头子’没想到的是居翼要上山东不为别的，只为了邢福双说过的八十四颗沉河的佛头。这，也才引出了欧阳昆仑从拍花贼手上救出个小女孩儿的真人真事。关于此事，得从我那彭师母身上说起。但是我非先绕回头说红莲和孙小六的事不可。”

那是因为红莲乃至彭师母所得知的关于欧阳昆仑的一切都过于简略——她们从来没有像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史政编译局公务员那样认识过欧阳昆仑。而身为“国防部”史编局里一个官卑职小的研究者，家父从未见过欧阳昆仑——或者应该这么说：家父一直怀疑他见过欧阳昆仑，但是苦无实证——显然，要弄清楚这疑惑成为一个占据他思索、情绪乃至影响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重大任务。我甚至可以如此断言：恐怕正是为了弄清楚他是否同欧阳昆仑有过一面之缘，他才在一九五三年经人介绍，进入“国防部”任事的时候，自愿到史编局干一个介乎抄写手和工友之间的临时雇员。又在尔后历经无数次公务人员任用及升等考试，从“禾头委”经“草头荐”而“竹头简”，一步一步、一级一级爬上他退休之前的“简任一级编审”的职务。也正是这个近在咫尺、生养我三十多年的、大半生耗在故纸堆里率领古人上战场行军布阵的老人，让我发现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离家千万里以外才有可能挖掘到的动人故事——那些散落在人世间充满悲欢离合的秘密。

这个发现的起点，可以从孙小六在青年公园摆下“天遁阵”的那几天重新说下去——

我和孙小六在那个阵里待了几天，只在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踩着一定的步伐，沿着一定的路线和方位进出一回——如果到了时辰交接的当口，就要约略作些改变。我只知依着孙小六的吩咐切实做去，既不知道那样歪头踮脚地走路有什么道理，也不知道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会出什么纰漏。然而，我是一个对“故事”极其认真的人——虽然那时的我小说写得极做作、极庸俗，但是不可否认：我非常容易被任何人的任何言语所打动，只要那人肯给我一个故事。

孙小六在那几天里给了我几个可以用“说不完”称之的故事。第一个故事里有个大牙爷爷——让我假设他就是汪勋如。第二和第三、第四个故事里也都少不了那些踪迹飘忽、行事神秘的老头子，只不过他们的出现分别在孙小六七岁、十二岁和十七岁上——换言之，孙小六已经能稍知人事，甚至很懂点儿事了，是以后来这三个老头子便益发鬼祟，非但在孙小六面前不肯彼此直呼对方的名字，他们甚至不愿意出示本来面目，脸上总罩着一层棉麻之类材质的面纱，或者是菜市场里地摊上常见的妖怪面具。一九八二年的第四个老头子自始至终以一种新上市的套头皮膜子面目出现，那皮膜子的脸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一模一样。孙小六向我缕述这三个人如何将他诱骗、拐架之后授以奇门绝技的时候，所用的称谓都是“第二个爷爷”或“纱布爷爷”、“第三个爷爷”或“面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