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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越来越差?不是政府支持,那些企业敢违犯环保法律法规吗?”
郑明达说:“这种事情早已屡见不鲜了!国家三令五申不许擅用耕地,现在哪里搞开发区不圈农民的地?政府花点青苗费就把土地从农民手里买过来了,一转手,一亩地就卖几十万、上百万!”
邓杰不吱声了。
郭斌说:“再说就跑题了!政府违法也好,不违法也好,反正它是政府,在地方上一言九鼎,你还能怎么着?我觉得明达这话说的有道理:国家天天只讲GDP,这倒真是让人担忧的事!其实国家和人一样。我们国家也是穷怕了,现在就一心想着经济增长,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现在什么都不顾了,一切向钱看,以为等将来经济基础好了,文明、文化、道德、尊严还会重新再来。殊不知,做官三代,才知道穿衣吃饭。文明,一旦失去了,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重新建立起来哩!”
郑明达兴奋地说:“对对对!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们国家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可是现在,我听说外国人在公共场所最怕见到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不尊重别人。石老师,您在外国那么长时间,肯定深有体会。”
他这么一说,大家把目光都盯向石岷生。
石岷生一直在默默地抽烟,见大家都盯着他,便说:“明达说的虽然有点偏激,不过在好多外国人眼里,中国人确实不够文明。这当然也有文化差异的影响。但是我们审视一下自己就会发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文明,很多已经消失殆尽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文革期间,大家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来斗去,人都没有了尊严。这种遗风,导致现代人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如果说谁还尊重谁的话,在更大程度上,可能并不是尊重他本人,而是尊重他的地位,尊重他的财富。因此这不叫尊重,叫‘势利’!”
“精辟!”陈定兴鼓了一下巴掌,“这番话,把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现在的人际关系,真是变得太世俗了。”
石岷生谦虚地朝他笑笑,接着说:“正因为心态的这种变化,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尊重,一部分人便不惜一切手段掠夺别人的利益,拼命聚敛财富,造成社会迅速向两极分化。从基尼系数,可以清晰看到收入差距的变化。一九七八年,我国基尼系数是零点一八,到一九九五年就变成了零点四五二,二零零零年是零点四六七,去年更达到零点五一!大家都知道,基尼系数在零点三以下是最佳状态,零点三到零点四是正常状态,超过零点四为警戒状态,超过零点六就进入了危险状态,随时会引起社会动荡。我们现在已经零点五了,贫富悬殊有多大!陈董,你是搞企业的,对劳资关系,你最有发言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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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定兴说:“贫富悬殊,主要是分配上的问题。现在,社会普遍存在分配不公现象,不光是企业。当然,企业分配不公,会激化劳资矛盾,造成的影响比较大。在企业,特别是改制以后的企业,管理层和工人收入差距一般都比较大,相差三倍五倍很正常,多的高达十几倍、几十倍。但是我们国家税收政策不完善,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不明显,这个不去说它了。在企业里,为什么收入差距会这么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原来企业是国家的,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分工上有些不同,收入上有些差距,不过都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现在经过改制,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变成私营的了,很多人根本不是自己拿钱出来把国有股份买下来的,而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巧取豪夺,把国有资产攫为已有。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很普遍,大家似乎已经麻木了。早些年,听说哪个企业改制,厂长变成大老板,身价一夜暴涨好几亿,大家还有一番议论。现在,大家似乎都听累了,连话都懒得说一句,好像他们掠夺的,是别人的东西。其实,这些资产,我们每个人都有份的!我们眼睁睁看见别人把我们东西抢走了,连一句‘捉强盗’都不敢喊,你说这叫什么国民素质!”
他这番鸿论,说的好多人都在点头。石岷生问:“你喊过‘捉强盗’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陈定兴说:“我当然喊过。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些观点,可是权威的杂志不登,最后只好发在网上的论坛里。倒是跟了一大串帖子在后头,不过毕竟人微言轻,喊破嗓子也没啥用啊!”
“现在哪家报刊还登这些东西啊?”姚保华跟郭斌小声嘀咕说。
郭斌说:“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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