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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负责保管的代理出纳主任张南辉承认自己失职，并愿意赔偿，却始终不愿说出金砖的去向。

杨粲三大为恼火，却又不敢声张。因为那时买卖黄金为非法，怕张扬出去被官方敲诈，反而引来大祸，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抗战胜利后，聚行基本上不再买卖黄金。

我国早年实行银本位制，两、元并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改元废两后，银锭成为商品。

一九三四年，聚行乃将重庆、万县库存的银块、银锭二十余万两卖给四川省银行，获利一万多元。

一九三五年法币出笼后，银元又成了商品。当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公债四成、银元六成向中央银行领钞。为此，聚行成都分行历年购存的生银七万九千两；汉口分行库存银锭七千五百两，送交中央银行折合银元，或运去上海铸币厂等地，用以领钞。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武汉，群众纷纷逃难，乃将窖藏金银挖出求售，聚行又乘机大量收购。

直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明令民间银元由中、中、交、农田联总处统一收购后，聚行这一业务才告结束。

聚行历年收购黄金不下二万两，生银三十万两，银元一千七百万枚，为聚行带来了巨额利润。

信托是杨粲三顺应时代需要、冲破重重阻力开办的一项新兴业务。经商出身的杨粲三深知：商家不仅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周转，还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为他们作报关、运输、保险、堆放等方面的服务。杨粲三审时度势，于一九三一年首先开办代理业务，一九三二年设立代办部，将原外贸部人员全部转入该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为加强对代办业务的领导，特任命留美专学保险业务的次子杨锡远为总代办主任。一九三七年，正式成立信托部，计划四十万元为基金，以扩大业务。

经营代办业务，阻力重重。

在聚行内部，因为当时代办部的主要业务是堆栈、保险、保管、报关转运及代客买卖货物等，业务繁杂而收入低微，所以许多人把报关行员视为低贱无能，不屑与之为伍；把上门兜揽业务说成是杨粲三要“银行职员当窑姐儿（妓女），到处拉客”。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杨粲三首先为代办员正名，认为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后分工越来越细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然后要求营业员放下大银行的架子，上门招揽业务。为大张旗鼓地宣传信托业务，推动信托业务的发展，杨粲三特地将一九三六年定为“信托营业年”，将代办业务列为银行的主要业务。

在聚行外部，代办部开办的代买代卖货物业务也遭到了商帮行会的抵制。重庆分行替上海商家代销棉布，万县分行替裕华、沙市两厂代销棉纱，均遭到匹头商和纱帮的拒买，认为聚行是抢了他们的生意，砸了他们的饭碗。杨粲三听说后，并不气馁，乃鼓励聚行人员不计劳累，抱着货物到商店推销，让利于商家，广结购销合同，终于打破了垄断，打开了代买代卖的局面。

顶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杨粲三一手倡办的信托业务显示出勃勃生机。在一九三六年“信托营业年”中，代买代卖业务达四千四百一十七笔，报运进出口货物十二万多件，货值一千二百四十三万元，全年纯益十四万元，占当年全行纯益的三分之二。

“信托营业年”使杨粲三尝到了甜头，更坚定了他经营信托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一九三七年信托部成立时，他指示各分支行处“要像储蓄业务那样，力谋代办业务之发展，将来未可限量”。他甚至断言：

“将来商业银行势必以此为中心。”

抗战的爆发更成为聚行信托部兴旺的契机。当时，上游各匹纱、百货商家争相委托聚行在上海抢购；下游各厂商也纷纷委托聚行将货运川代卖。聚行乘势将报运、保险、堆放等业务一并揽来，一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

正当聚行信托业务蓬勃发展之时，一九四０年，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商业银行代客买卖货物的业务。聚行信托业务受到扼制，由盛而衰，以致不起。

虽然杨粲三的信托业务受到限制而衰败，但他在四川顶着阻力首开信托业务，与他早年首创储蓄业务一样，被誉为杨粲三开办银行的两大成功范例，在四川乃至全国的金融史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经过以上各种业务的大发展，到了一九四三年，聚行的资本总额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二百万元法币增至一千万元法币；全行的资产总额已达四点五九亿元法币，为资本总额的四十五倍多；国内的分支机构发展到三十三个，员工一千三百多人，成为首屈一指的川帮银行，在全国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