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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款辟存款”，即用“结临时透支约”的优惠吸引存款。杨粲三指示各分支行处，“对每天有现金收入的门市商，要广为揽其与我开户”，“有现钞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业机关如公路局、公共汽车公司、剧院、医院等，也应多方面向其罗致”。

由于各商家、部门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项，到了需要用整笔款项时，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数额内的透支。许多门市商和机关单位很乐意到聚行开户，一时往来增多，收交活跃，存款额大增。

到一九四四年底，聚行存款额达法币六点五亿元，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倍。

杨粲三为了聚行的发展，可谓殚精竭虑。单此吸存一项，就用尽了招数，且招招独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颇有借鉴意义。

一九三０年，杨粲三买卖公债惨败后，曾一度收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以往发行的三十几种旧债券进行清理，换发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统一公债”。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债券的四成为保证向中央银行领钞，从而大大提高了债券信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统一公债”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这时，杨粲三又跃跃欲试了。

经过对形势的周密分析研究后，杨粲三得出了“政府财政将臻稳固”的结论，乃乘跌购进统一公债三百九十万元。后来，公债市价果然上涨，他即以公债搭配领钞，缴存储蓄准备金，获得了厚利。

锋芒小试即大获全胜，杨粲三对公债的兴趣又浓起来了。一九四二年，自贡盐场公会愿以所摊购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折价换现。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预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现法币二百元，等储券一年期满即按牌价兑领法币二千元，获利不少。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聚行买卖“同盟胜利国币公债”也赚了大钱。

聚行同时还经营购买了不少外币公债。

国民党政府为平衡收支，巩固币信，在英美贷款支持下，先后发行“美金公债”（一九三八）、“建设公债”（一九四０）、“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九四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九四二），总计英币三千万镑，美金三亿元。

这些公债，聚行除按摊派数认购外，杨粲三还命令在市场上大量收购。昆明分行以国家行局在云南发行的“美金购粮储蓄券”的市价低于美金储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购进。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盛传美金储蓄券即将停售，聚行以“美储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现在帐面上，可不付巨额利得税，相继购进二十五万美元。八月，财政部果然宣布停售“美储券”，黑市美钞上涨，“美储券”一元涨到法币五十五万元。九月，银根告紧，差款行庄被迫抛售“美储券”，聚行乘机又购一批。

至抗战胜利前夕，聚行拥有“美储券”一百四十多万美元、“美金公债”九万美元、“建设公债”，二万美元。

在通货膨胀加剧、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币公债，对保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二三年，聚行就在重庆、万县、沙市、宜昌等地收购赤金，转运申、汉牟利。一九二六年以后，经营扩大，每年从川南峨边及金沙江流域收购沙金，运往成都炼制后出售。后因金价平稳，无利可图而一度停做。

一九三０年起，聚行再度经营黄金，由成都分行设炉，将沙金和首饰用金炼成十两重的金条，打上“诚记”的牌号运销上海。一九三八年，国内金价渐有起色，成都分行经营黄金达一千多两。

一九三九年一月，财政部规定非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委托，一律不得私收金银。当时，聚行在成都、重庆、沪州购有黄金一万二千三百两。按每两二百五十元和中央银行交兑。汉口分行也购有黄金二千七百两，向中央银行交兑。仅此两笔，聚行即获毛利五十三万余元。同年九月，成都分行又以每两四百五十元和四百二十七元的价格向中央银行交兑六千多两黄金，得利不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期票，引起金价上涨，期货与现货间出现巨大差额。当时一块重四百两的现货可兑期货数块。望着飞涨的金价，杨粲三想起聚行暗帐上曾购有期货金块两块，一块已兑成现货。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国战败，市场金价暴涨，现货每两涨到八万元，七月更涨到二十二万元，这时现货一块可换期货四块。杨粲三认为，日本战败指日可待，金价必将大跌，决定将库存金砖抛售。但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