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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价值准则为支持。人们的价值态度往往决定社会分层机制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分层体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适度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由于当前人们主要是以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分层，因此本研究考查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态度，以此来透视人们对于当前正在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

针对目前社会上的收入差距问题，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他们认为市场机制的公平性就在于根据人的能力、才干来分配财富。因此那些高收入的外企职员，人们更多表现出的是羡慕、赞叹而不是愤愤不平。当然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可程度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改革中获利较多的人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低收入的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等，更倾向于对收入差距表示不满，他们体验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

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异的不同机制有不同的价值态度。他们认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获得高收入是合理的，应该鼓励的。但是，他们对因权力而获得高收入的现象则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然而，尽管人们对以权力获取高收入持否定态度，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权力、分享权力、接近权力以期获得经济回报。这种行为与价值的背离，也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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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2）

人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分层现象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基于三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第一种是传统的地位等级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等级、富贵贫贱之分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认为是命里注定的。第二种是“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认为人和人之间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持这种观念的人一般对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否定的程度各不相同。第三种是自由主义市场观念，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持这种观念的人是市场导向改革——比如私有化、股份化、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充分的自由竞争等等——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趋势予以积极肯定。　同上引书。

尽管上述三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就目前来看并无高下之分。但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在当前最居优势。由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是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的青年精英分子，这种观念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实施和传媒及出版物的舆论导向都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最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离不开分层机制的作用。李亚雄认为，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李亚雄：《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文章来源：//�ccrs�org�cn/big/zxqdshfcjz�htm。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它的不同形态与组合形式对中产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国家通过政治与行政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它规定了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与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而规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新的身份等级制。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体制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权力的运用更加透明、公开与规范，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提高，社会更加开放。并且，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一系列次级制度的变化。过去以国家权力为决定作用的社会分层机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市场化因素对人们地位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许多研究都发现，原来评价与衡量一个人的地位的身份标准越来越不重要了，经济收入与财富的标准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度越来越高。

然而，中国的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传统体制中的某些制度与做法尚未被真正触动。在这个特定的阶段，社会分层机制也带有转型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双元性与混合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型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市场化的社会分层机制二者并存，并且相互影响与渗透。据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