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2/4 页)

回到他手里。湘军能够对付太平军，他们的军费，朝廷和巡抚衙门最终是会全部承担的。

曾国藩在衡州没有官场上的为难，却深感兵力匮乏。战争的持续和扩大，使能征善战的军士，远远供不应求。

江忠源此刻正在外省作战，而太平军从南昌撤围后，江忠源从南昌到达九江，就因楚军大量散去，而奏请清廷给他增兵。

曾国藩得知此事，给江忠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最可恨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朝廷的军队兵败不相救。调派兵员时，从几个营或几十个营中抽选一千人，士兵之间互不熟悉，统领军队的人，又不是本营过去的将领，下级便不服从调配。至于绿营兵与勇丁碰到一起，更是互相嫉恨。在桂东战役中，三厅兵在街上寻杀湘乡勇。湘军增援江西时，镇筸兵在三江口打杀湘乡勇，重伤十多人。现在朝廷的部队习气败坏，调度方法陈腐，就是圣人也无法令将士同心。

曾国藩又说，江忠源奏请增调六千名云南兵、贵州兵、湖南兵和广东兵，招募三千名勇丁，总计一万人，编成一支部队。那六千名军士，必须有一两名大将统领。但他们这些文官，要和绿营将领打交道，真是很难。绿营将领大多数卑俗平庸，根本谈不拢。还不如训练一万名乡勇，全部挑选湖南家乡那些朴质而又善战的君子，以忠义的精神来统帅他们，加以刻苦的训练，激发他们的斗志，才可以投入战斗。

1853年，咸丰三年（23）

曾国藩的这番话，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他实际上是在劝告江忠源，在失去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宁勇丁之后，不要急于投身作战，疲于奔命。在重新训练出一支家乡的部队之后，再投身战斗，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惜江忠源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很快又带领杂牌部队投入新的战斗，结果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性格决定命运。江忠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他注重节操和义气，不忍见危难而不救，于是放弃大局的考虑。其实曾国藩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早就说他一定会为义气而献身。

在外省作战的江忠源缺乏兵力，再次提醒了曾国藩：必须继续扩大本省团练的规模。

41

曾国藩在长沙的遭遇，伤了他的自尊，也刺激了他的欲望。他早就知道，光靠绿营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太平军的。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营，才能驱驰东南，逐步肃清太平军。

曾国藩扩军的初步设想，是办成六千人的陆师，和江忠源的四千楚军，合为万人大军。

那时候，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员干将，就是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塔齐布勇猛过人，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对于扩军，只有不在身边的王錱可作指望。这个年轻人擅长言辞鼓动，以前在湘乡招募勇丁和筹饷，很有一套办法。所以，曾国藩刚在衡州安顿下来，便写信给王錱，请他协助招募兵勇。

王錱正为湘乡子弟兵在江西的损失而悲恸。罗泽南所部在南昌丢下了八十多具尸体，谢邦翰等四人是王錱的同学和挚友。他发誓要率领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死去的人报仇雪耻。王錱正想向骆秉章和曾国藩请求招募勇丁，出省作战，曾国藩要他招兵买马，正合他的心意。

曾国藩和王錱计议，初次共招募六千人，办一支复仇的“义师”，其中由王錱统带两千人，自筹饷银一万两。可是王錱到了省城以后，欲望膨胀，改变初衷，把为自己招募的人数增加到三千四百，而且通过他在官场的活动，饷银也由自筹变为官拨。

湖南的官场为什么愿意给王錱增拨军饷呢？原来，在长沙的提督标兵闹事以后，省城的官吏都成了曾国藩的私敌，谁都想看他的笑话。但是，这位团练大臣掌握着一支精锐部队，虽然兵员不多，却有很强的战斗力，湖南境内的防剿还有赖于他。再说，他在文宗那里说话很灵，湖南官场在场面上还得予以支持，凡是军事、饷事和吏事，都不得不让他几分。

但是，骆秉章非常赏识王錱，而王錱乐于听从他的差遣。王錱善战，在省内不到一年就屡立战功，相继升任知县、同知和直隶州知州。但他出身低微，容易交往，要他做什么事情，自然比跟曾国藩打交道容易多了。倘若官府在军饷和军备上予以支持，帮助他增加兵力，他就能成为湖南官府的依靠。同样是公费，反正是要用于团练，给曾国藩还是给王錱，没有区别。有此机缘，他们自然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国藩晾在一边了。王錱增加招兵人数，就是因为有他们做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