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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们有不少人收取服务费用，利用商业模式来达到永续经营。

曾经担任过管理顾问及政府官员的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是推广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人物，他说：“社会企业家并不满足于送鱼给人吃或教他们怎么钓鱼，他们非得要把钓鱼产业彻底改革一番不可。”德雷顿是社会企业风险投资组织“阿育王”（Ashoka）的创办者，该组织扶持和培训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家，这些被称为“阿育王伙伴”（Ashoka　Fellows）的社会企业家，目前超过2000人，其中许多投身到了女权运动中。德雷顿简述了社会企业家兴起的历史：农业社会仅产生少量的盈余，因此只有一小群精英可以迁居城镇，创造文化及有自觉意识的历史。这样的模式持续了很久：少数人垄断主动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社交工具。这就是为何从罗马帝国衰亡到1700年左右，西方的人均所得一直没有起色。不过到了1700年，北欧开始发展出一个新结构：在更开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性∕竞争性商业模式……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西方经济从历时1200年的停滞状态中破茧而出并急速蹿升，很快地超越了世界有史以来的纪录。18世纪的平均个人所得增加了20％，19世纪增加了2倍，20世纪增加了7。4倍。然而，大约在1980年之前，这样的转变始终绕过了社会这一半……到了1980年左右，冰层才开始破裂，整个社会竞技场才产生结构性的骤变，进入现在这种新的企业式竞争性结构之中。然而，冰层一旦破碎，随之而来的改变就如排山倒海，除了一些主政者胆小畏怯的国家之外，可以说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如此剧变。这第二拨大转变的优势在于：不必担任先驱和献身者，而是跟随商业的步伐，因此这种企业型社会机构在解决社会议题的同时，能够一直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从这方面来看，这就类似泰国这种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根据“阿育王”的最佳估计，每10～12年，社会领域所释放的生产力水平与商业领域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一半。

想想看，要是女权运动有一大群社会企业家撑腰，其效果能够增加多少。在对抗贫穷及奴役等方面，联合国及救援机构已开始努力不懈地寻找技术上的解决之道，包括改善疫苗及引进新的钻井技术——这些很重要。但是行动过程也有赖于政治及文化上的改进，同时，坦白说，还有赖于个人的号召力。通常，关键在于一位具有领导力的领袖，例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印度的甘地以及英国的威廉·威伯福斯。投资在这些新兴领袖身上，跟投资在行动过程上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德雷顿通过“阿育王”所推动的理念，这是大多数救援组织没有领会到的。

“这的确是救援团体促进发展及政府施力的一大盲点。”《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这本关于社会企业家的精彩好书的作者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表示。大型捐助者，不管是政府救援团体还是大型慈善组织，都想采用效益可测量的系统来介入，这么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因为没有设立网络来认同及扶持大有可为的个别领袖，而错失了改变社会的良机。捐助者一般不会设立具有针对性的、以社群为单位的小笔补助金——虽然这样的补助金可以成为改变的重要工具。当然，一些团体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风险投资者之姿，支持那些海外的小规模计划，事实上，这正是支持“阿育王伙伴”的“阿育王”组织在做的事情。同样，雪莉的研究生同学卡薇塔·朗达斯（Kavita　Ramdas）所负责的“全球妇女基金会”（Fund　for　Women　Global），从1987年起已经资助了167个国家的3800个以上的妇女组织。总部设于纽约的“国际妇女健康联盟”（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以倡议运动而出名，但是也把奖金颁予全球支持妇女的小团体。

扎克是杰出的社会企业家，鲁奇拉·古普塔和乌莎·那拉亚尼也是。虽然全世界的女性在政治领域的职位一般没有那么高，但是社会企业家的较高层经常由女性担任。即便在男人独掌政治权力的国家，女性也已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团体来发挥影响力，成功地推动改变，而许多女性已晋升为社会企业家，领导反性交易的新废奴主义运动。其中一人就是苏妮塔·克里希南（Sunitha　Krishnan），她是印度的“阿育王伙伴”，是性交易打击者中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