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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还在“今文”经书中，尤其是在《　公羊传》　一书中，发现不少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简言之，《　公羊传》　一书中的变革思想成为当时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为19　世纪末对传统思想的全面清点和开放国门做好了铺垫。不过，“今文学派”运动直到19　世纪90　年代仍然处于酝酿阶段。

19　世纪出现的另一思潮代表为“经世学派”。这一学派同样为前代思想的复兴，即反对直觉认识、玄学思考和形式主义，主张学以致用。清王朝的衰落，重新引起学者们对统治政策及其施行状况的关注。清代朴学虽然囿于对古代尤其是古代文字的考察，不过也记录了不少前代统治制度的详细情况，诸如祭礼、丧服、交通工具乃至头饰马具的式样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一学派对于如何解决晚清时种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却显得一筹莫展。随着晚清颓势愈显，学者们就像明清之际的学者一样，开始对社会进行反思，同时对学者的皓首穷经却不通世务也大加批判。顾炎武的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经世致用”的口号风行一时。不过，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以维持帝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为己任。魏源即是这一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魏源原籍湖南（　1794　一1　857　年），属于思路开阔、讲求实际的新型士大夫。他在北京时曾研习宋代理学及汉学（古文学派）；　他对这些正统学术研究的批判促成了“今文学派”运动的产生。〕　他还主张学者须讲求通经致用，学问要用来解决当代迫切的政治问题。大运河停运后，魏源于1825　年著文主张通过海路将贡粮运至京师。当时的江苏巡抚服膺其说，于1826　年把魏源的主张诉诸实践，将巧。船的贡粮从海上运至天津，但只实行了一年便停止了。在19　世纪30　年代，魏源还曾致力于改革淮北盐务，后又于19　世纪50　年代亲自掌管该地盐务，政绩卓著。可以说，魏源是一名实于型的学者。

1826　年，魏源应邀主编《皇朝经世文编》　，其中收录了2000余种有关经济和政治的文章。这成为后世此类丛书的雏型。为了引起士大夫们对时局的关注，随后又出了10　余种续编或补编。魏源在此之后又入两江总督幕，得以接触到诸多珍贵文献，如未经发表的奏章、论著、卜疏及议案等等。在此基础上，他编撰了《　圣武记》　一书，其中回顾了满清对中原、蒙古、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征服历史，以及清兵与俄罗斯、缅甸、越南及自莲教徒作战的赫赫武功）此书成书于1842　年，止是中英《　南京条约》　签订之时。

像魏源这样关注时局的士大夫还有一些，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满清政府一方面网罗文人学者，但同时又排除异己，这就使得清初充满生气的政治思想渐次摧折，沦为摘句寻章的考据之学。学者们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思想仅仅局限在词源或训诂的考据上，学者们的天才都耗在了史传经书文章之中。像阮元（1764一1849　年）就是一名典型代表。：他是一位著名的藏拓家，于1817　年至1826　年曾出任两广总督。他一生多次出任各省总督或巡抚，兴建了多所藏书楼与书院，刊印了至少十几部大型著作，如古玩训录、诗集、十月经注疏、珍稀古籍汇编等等。阮元出任两广总督期间，与时中英冲突正在酝酿之中，他又兴建了一所书院，井主编了广东省的地方志，印行1366　卷180　种经文注疏汇编，又发表了白己作的约50　卷诗歌、散文及书话，还刻印了江苏诗人的183　卷诗集。另外，他在绘画、算术及金文、石鼓文等方面也有独到的造诣：）做这些事情时，他正在广东的最高行政长官任上，负责中西的外交往来，因此他在西方咄咄逼人攻势之下一味妥协、避让，也就毫不为奇一了。

西方在中国的形象

有阮元这样的文人士大夫为榜样，一般的正统知识分子就很少有机会和动力对域外国民产生兴趣。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其中不乏谬误和歪曲―　已然深人民心，并且形成了中国人对19　世纪欧洲国家与人民的知识，并且以讹传讹，乃至成为定论。除此之外，惟一的信息来源便是来到广州的西方人，但这些人数量很少，而且多为商界人士。由于缺少准确的认识，19　世纪早期的中国人在打量欧美人时，套用了以往几千年中与亚洲各国往来的模式。如亚洲腹地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不断兴衰变迁，也一再变换名称与地域，故来华做生意的西方人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描述成像幽灵般往来飘忽不定的人。中国人还搞混了西方各国的名称。如在阮元主持编写的广东地方志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