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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己创设一个社团

在校园这个不大不小的“江湖”或是“生态圈”中，大大小小的学生组织与社团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色彩比较浓重的，以学生会、团委、学校组织的文学社、广播站等为代表，他们的特点是组织比较严密，有很强的承续性，与官方的关系密切，活动的内容也往往与政治性的任务有关。另一类社团往往以共同的兴趣组合而成，活动的内容以社团成员的兴趣和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往往组织上比较松散、能够从社会和学校方面得到的资源比较少、活动时断时续。

参加两种不同的学生组织的学生在气质和目的上也多多少少有些不同。参加“政治性团体”的学生，目的比较明确——在这样的组织中，认识的人可能来自学校各个年级和专业，同时密切与学校和老师的合作，也会带来一些实践、交流或者展现自我的机会。而参加社团的学生，则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从事的事情上去，收获的是比较纯粹的快乐。

这些区别我也是慢慢才明白过来的。刚到北大，传说中的“百团大战”对闷头学习了三年的高中学生来说的确有一种眼花缭乱的震撼力。于是经常能够听说某个人同时加入了五六个社团，并同时在三四个组织中担任“部长”、“助理”等“重要职位”。被禁锢了三年的社会活动热情，在许多新进校的freshman身上彻底地爆发了出来。

我也并不例外，一时间跃跃欲试，然而却也很怀疑“遍地开花”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将带来不良后果，特别是看到许多社团在成员热情退却后迅速就变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就和宿舍里的几个哥们儿商量：与其加入一个社团，为什么不自己创设一个社团？

创设一个社团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和自主，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杂务。然而既然社团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凝聚一批朋友，借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更加积极地来控制这个进程呢？

说做就做，我们立刻开始分工准备社团的注册，注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北大注册社团，与在中国注册一个企业，程序上不乏相似之处。为了让我们的社团在活动和日后的发展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绞尽脑汁地希望把“企业”的“经营范围”写得宽泛一些，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看上去颇为可笑的社团名称与宗旨：“博闻社”——以开拓社员见识、增长社员能力、丰富校园文化为宗旨的社团。

这样模糊不清的社团能够注册成功吗？关键在于对校园里管理社团机构的负责老师进行游说。游说又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我们向老师诚实地承认，我们的社团目前面目不清，但是随着它的成长，半年后我们会提出一个更清晰的思路。

游说终于成功了。于是北大“百团”中又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团体。我们用社团都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撮合了北大负责北京招生的孙东东教授与北京四中学生的交流，作为我们回报社会的活动；我们四处奔走，和那些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talkshow节目主持人、名记者和探险作家等大学生感兴趣的人去接触、谈判，或低声下气或盛气凌人地希望他们能够驾临我们荒凉的昌平园与学生见面或是开展活动。

坦白说，我们的活动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后来发现社团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有了一个组织，我们代表这个组织去和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平起平坐的交流；社团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自由自在地实现我们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也许从活动的规模、社团的名气、媒体的包装来讲，我们的社团不上规模，但是从我们几个社团的骨干的经历和锻炼来说，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组织中最有创造性和最value…added的工作。我经常想起中国的VCD行业，也许如果我们加入了那些庞大和久负盛名的社团，我们可能仅仅只能在长长的流水线上装配某一个环节上的零件（比如：贴海报。新生，这是你第一年可能做得最多的事情！），但当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社团以企业家的精神去做出努力时，不管最后我们是否成功，我们做的都是给VCD设计、制造芯片的工作。还是那句话，要做，就做最有创造性和最能增加附加值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还是做了不少非常漂亮的事情。我们请来了中国的破产法专家曹思源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时隔多年后，我们在他的新书上看到了当时演讲时人满为患的相片。回到了燕园之后，赶上台湾大地震，我们的社团又第一个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