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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家、大民族主义者（对东亚的一个岛国进行了民族大清洗）的罪恶面目。

而中央华族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通过这次会议，李锦江同志以良好的人格魅力，获得了湖北省委的绝对信任，获得了湖北省委、鄂东工农革命军绝对支持，为发展革命，抗击日寇侵略，解放全国，最终实现中华的富强与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一次会议，绝对没有什么李锦江大耍阴谋、陷害革命同志事情。那些东西，是敌人对我们伟大革命先辈无耻的诬蔑。

而事实则是，李锦江只是对着自己的部队有信心，从而没有怀疑过自己手下的哪一个兵会叛变；对于可能叛变的人，李锦江本着严格依法的原则，（犯罪未遂应当减轻处罚，而且自己也有诱供的嫌疑，证据大打折扣，有效性无法保证。）从而没有以权压人；对于什么大耍阴谋，则是敌对国的历史学家对当时的李锦江的高估。

那时候的李锦江，在政治上是极端不成熟的。什么安插亲信、私人，那都还是徐炳权、姚立江、李炳等政工干部出于2012年工作习惯，下意识进行的安排。这种安排，如果换了是当时湖北省委的人来主持工作，很快的权力就将被架空，实权会分散到徐炳权、姚立江、李炳等人的手上。

但此刻，通过会议过程中的投票，选举出来主持工作的人是李锦江。他一贯来和战士摸爬滚打的经历，以及对每一个战士都象朋友，乃至象兄弟一样的作风，使得此刻十七军的每一名战士的心目中，第一效忠对象就是李锦江。这样，在以十七军派出的战士为首要领导的黄麻根据地政府中，李锦江的地位是最为稳固的。

这里，最不稳定的就是姚立江。对于受到过李锦江和张卫明升暗降的处理的他来说，一个师的政委与一个军的参谋长，这两种职务之间的差异，即使是傻子也能看得出来。明升暗降这套把戏，他自己就玩得多了。

而且，姚立江一直就对李锦江不服。认为李锦江在政治上幼稚，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以前在第九数字化师中，他就是一个给人当枪使的角色，怎么可能会爬到自己头上去！他也想过，通过发展自己扩大影响，把李锦江这名虽是后进却爬到自己头上，令自己忿忿不已的政治白痴拉下马去。

可是，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这个年代，GC党员的先进性使得从下往上的监督成为现实。而且，来到这个年代后，第九数字化师已经真正的和上级军区、军委断开了联系，再没有什么所谓的上级领导的横加干涉，也没有上级的领导那种不全面的眼光下的提拔，更没有由上级领导一嘴说了算，不用顾及下面看法的作风，战士们也就得以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自己效忠的对象。

上面的人是怎么做事的，是怎么做人的，考虑问题从那个角度出发，战士们都看得一清二楚，该支持谁，誰不值得自己支持，战士们也都是心中有数。而没有战士们的支持，没有那些受到战士们支持的，李锦江的坚定支持者的支持，姚立江最终没能够掀起任何风浪来。

但这，也为将来的一场事件埋下了祸根。

二十三

十一日晚，李锦江终于能够实行他抢救革命火种，为了中华革命事业，保护革命先辈叶艇的计划。

李锦江首先召集了马彪，命令他情报处挑选一个班精干的战士，准备在湖北省委的党员的带领下，潜入香港找人。对于出发到香港寻找叶艇这么重要的事，李锦江最终还是决定出动原来师直属侦察连的战士。他可不希望这么功勋卓著的伟大革命家再踏上历史的尘印中，冤屈在错误里，牺牲在黎明之前，因此要去就要派最精锐的部队去。

要找到他，然后哪怕是绑，也要绑他过来！李锦江在心中下了狠心。他打破了自己尽量少用电子设备的命令，给所有出发的战士配发了全套装备，那个班的战士的装备则由派出的一个加强小分队送到广州去；

调集了三架直九J直升机作为抢运叶艇的工具，沿途李锦江也准备通过湖北省委，与湖南省党委、广东省党委联系，派出战士在各省都建立几个中续站，给直升飞机和侦察连的战士提供加油、补给。只要找到叶艇，安全的话就由战士护送回来，如果遇到了危险，就立即派出直升机把他运送回来，哪怕什么暴露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科技，也顾不上了。

当然，能不能找到这位革命前辈呢？李锦江找来了原鄂东军总指挥，现在的鄂东根据地民兵总队队长潘中儒，而潘中儒则推荐由原鄂东军副总指挥，现在的中华工农红军第十七军游击指导兼游击队总指挥武光浩同志，由他带队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