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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谓脍炙人口，相传不绝。而这一切，也正是曹操在其长期而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对生活精华的提炼。正所谓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曹操的诗歌，可谓此中典范。

拉拉杂杂，谈了五个帝王而且是开国帝王的诗作，挂一漏万，难免不妥。但我以为，我们从中似乎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的或曰规律性的东西：

其一，这些开国之君，在他们或多或少的诗歌作品中都蕴藏着一种宏大的志向，积极向上是其共同特点，而低迷，颓废的靡靡之音更是无从谈起。仅此一点，也足可以与那些一味追求艺术品位的亡国之君们分出高下。

其二，除勉强入围的洪秀全外，这些开国君主的诗歌皆可以用“言之有物，读之有味”来评价。为事而诗，绝不为诗而诗，是其共同特点。

当然，由于各自的出身以及生活年代的不同，他们之中或许某些人在艺术手法上或者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最后要重温当代大诗人兼革命领袖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

醉里挑灯看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稼轩这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我对宋词之最爱。而事实上，人们常把唐诗宋词相提并论，这个广义上的“宋词”大半也应当指的是南宋时期的一批词作家和他们那些壮怀激烈，气冲霄汉，辉映千秋的铿锵词作。

想一想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想一想陆游的《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想一想范成大，悲情一曲《水调歌头》：“敛秦烟，牧楚雾，熨江流。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

再想一想陈同甫：“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

还有文天祥：“横槊题词，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

这一个个词人，这一首首词作，是民族的呐喊，是抗战的号角，宋词，尤其是南宋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战斗作用和鼓舞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文艺形式或其他任何一个阶段的同类作品所不可比拟的。

我们知道，唐诗之所以伟大，在于它的壮阔，眼界无所不包，内容无所不有，以李杜为代表的唐诗是积极健康向上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沉淀。而宋词尤其是南宋词之所以辉煌，则更在于它的深沉。在于以辛弃疾、陆游、李清照、刘克庄、文天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词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天下匹夫的姿态，或跃马横刀于阵前敌后（如岳飞、陆游、辛弃疾），或不畏强敌，视死如归（如范成大，王清惠，文天祥），以自己的行动和热血写下了气壮山河，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战斗词篇。这样的诗词，来源于火热的战斗生活，反过来又鼓舞人民去投身于火热的战斗生活，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杀敌的利器，民族的魂魄。

不可否认，南宋词的辉煌，首先是建立在北宋词日臻完善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王安石、苏东坡在词的内容和格式方面的大胆开拓，如果不是苏东坡不顾他人的责难不顾一切地打破词在音律方面的束缚限制，则我们不可能看到南宋词如辛弃疾那般的纵横驰骋，豁达奔放。也就不可能诞生出那么多雅俗共赏，琅琅上口的经典词作。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就整体而言，北宋词，无论是晏殊、柳永、还是欧阳修、黄庭坚、秦观，都基本上没有突破“词为艳料”的陈旧藩篱。内容大多局限于男女情思之类，靡靡之音充斥词坛。直至北宋中晚期，伴随着宋神宗改革时代的到来，两位锐意改革的朋友兼政敌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王安石与苏轼，他们不仅在政坛上大施拳脚，在词坛上也有突出贡献。王安石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阔开眼界，纵贯历史，格调深沉高雅，音律自由奔放，完全打破了旧词之陈规陋习。而紧接着苏轼大批新词的推出，简直把词坛兜了个底朝天。宋词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应该说这也为南宋词的辉煌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靖康之变给词人们摆出了一道新的课题。而拿起笔来用词作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