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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把满腔的忿怒指向叛军，无限的同情寄予人民，而又在同情的同时规劝人民为消灭叛军，为国家复兴再努一把力，再坚持最后一个时期。就此种心态来说，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中下层官吏，我们可爱的诗人杜甫难道不是和先贤诸葛丞相一样做到了“鞠躬尽瘁”，并且完全是准备着“死而后已”的吗？

兔死狗烹话功臣（3）

具体说到《蜀相》一诗，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友人严武的召唤，而严武此时官任四川节度使，手中有兵有权有钱粮，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朝廷栋梁。正是靠着严武的资助与接济，杜甫才携家带口，在花团锦簇的锦官城外盖起了名曰“草堂”的一串院子，才有了机会在诸葛武侯故地景仰先贤。当然，作为回报，杜甫应严武之邀，做了幕府参谋，稍后又被严武保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是杜甫一生所任最高官职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杜甫在武侯祠堂流连忘返，并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蜀相》。

我们可以判定，杜甫之所以写这首诗，当然是出于对诸葛亮之伟大功业、高尚人品以及壮志难酬的崇敬与惋惜，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体味出杜甫当时内心世界的深层思维，杜甫在希冀着自己的明天，原本赤诚可见的“老臣心”在此袒露无遗，而又有谁来倾听杜夫子的“天下计”呢？严武吗？严武当然是杜甫当时最可信赖的朝廷重臣，但严武毕竟不是当世之皇叔，现时之“先主”，诸葛武侯可以“两朝开济”，而杜甫却连“出师未捷”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一切，这英雄情结，这无尽悲思，又怎能不使人止不住地“泪满襟”呢？

我讲诗词，一以贯之的方针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人物的精神世界，杜甫之《蜀相》一诗所表现的正是一种生不逢明主，心无所投顾，充满了难言报国苦衷的精神世界。而在这一点上，他也代表了中国历代许多悲情英雄的共同心理，无怪乎多少年来，有多少英雄人物于悲怆中长诵此诗，也无怪乎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把这首诗中的某些句子送给心中的英雄。

末了，我还有一点要说，杜甫之《蜀相》一诗，格调之高，情结之壮，莫可比也。但缺陷也是明显不过的。而最大的缺失恰恰就在于“蜀相”一词，须知，“蜀汉”这个词，乃是后人强加于刘备诸葛亮阵营的，始作俑者就是晋人陈寿。陈寿修《三国志》，不称刘备为帝，也不称其为汉，乃是为了标榜晋承魏祚，是为正统，所以他要将刘汉一方称为“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以刘备为正统的，但在称谓上却不自觉地受了《三国志》的影响。后人以讹传讹，直至今日。杜甫虽为诗圣，但看来圣人也不可能永不犯错倒是真理。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答案还是在陈寿的《三国志》里：

汉（注意不是魏）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废献帝而自立，改国号为魏。市面上传闻其时献帝已遇害，第二年四月，刘备乃在成都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其国号仍为汉，当时他作的祭天文告乃称：“备畏天明命，又惧汉祚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僚登台，受皇帝玺绶。”这也就是说，在刘备、诸葛亮来说，他们仅仅是承袭汉祚，绝非另立新朝。而刘备一方之所以长期以来为汉室遗老遗少所拥戴，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以此来聚积人气，鼓舞士气，倘若他们果真敢于另立新朝，那又与曹魏，孙吴何异？岂不成了乱臣贼子，篡国奸雄？关于这一点，杜甫显然是没有想到的，而多少年来，读诗者，讲诗者，举世芸芸，又有几人底清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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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诗外尽玄疑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有名的“七步诗”据说为魏武帝曹操的三儿子曹植所做。只是，这首诗并不见于《三国志》史传之列，而是最早出现于南朝时刘义庆所编撰之《世说新语》，而且并不止有四句而是六句。即：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此看来，这六句本的“七步诗”似乎更可信为曹植所作，而四句本则当为后人加工之作。虽然意思基本不变，但作为文学，它的历史背景却是不一样的。盖因三国时整个文学界诗歌界尚未形成五言绝句这样工仗整齐的诗体，倒是六句、八句或更长的五言排律为主。曹植在胞兄兼政敌的兄长威逼之下，要在七步以内成诗，也不可能选一种自己并不熟悉的诗体来冒险，而一定会采用一种驾轻就熟的方式，以最有把握的手段来度过生死难关。

那么，曹植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