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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后批准给他4天假。他到家第四天，父亲因患结核性脑炎住了医院，医生要家属看守，因家中无人，便由他看守两个半月。回农场时从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医院开了三张证明信，交给生产队支部书记，说明超过假期未归的理由。可是队干部不看证明信，硬是决定不发给超假期间的口粮。还有的队干部私拆工人的家信。

3漠视健康

女青年在经期，有的队干部仍叫坚持下水劳动，可以安排一些轻活的也不给安排。她们反映，在女工中约有80％以上的人有妇女病，有的得了关节炎。农场对病号照顾也不够。四分场二队王秀芝，有妇女病、关节炎，右腿麻木，总场医院诊断后叫她每天坚持针灸，但生产队不准假。三分场四队女工张淑兰在1962年得了肾炎，在总场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时给一个月假，但只休息了半个月，生产队干部就叫上班了，还说她是装病。

4女知识青年被逼婚

1963年6月，天津市有12名女青年到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翌年春节时，其中有3名回津，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市团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了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下面是她们被逼婚、骗婚的经过：女知青李淑莲，19岁，1963年6月到七分场三队落户后，表现很好，担任小组长。12月，该队四班长李成忠（党员）对她说：“小李，你看人家都结婚了，你不眼红吗？我给你介绍我的干弟弟李全祥，今年25岁，在十分场工作，家中只有一老母，你进门就当家。”李淑莲不同意，两天后又有几个人给她“介绍”对象。李淑莲被纠缠得没法，勉强同意和李全祥结婚。婚后，男方要她把户口迁到十分场，并说：“十分场有活你就去做临时工，没活就去家侍候我母亲，工资不能给娘家寄。”李淑莲不同意，说：“我是来支援农业的，不是当家庭妇女的。”不久她要求离婚，并要求调到别的分场。女知青王丽珠，年方16岁，在七分场二队队长丁树春的包揽下，和班长崔凤友结了婚。婚后两人不和，男方对王丽珠说，“女人就是男人的玩意儿，就得听男人的摆布。”并把她捆起来，锁在屋里。她也坚决要求离婚。女知青郭伟燕，16岁，也是由于该场男青工用各种方法围攻她，逼她结婚，吓得她不愿再回场。郭伟燕的母亲说：“我女儿是去支援农业，不是去那儿找对象的，他们这样污辱妇女，我们的孩子不能去啦。”她们反映，这个队给女青年介绍对象成风，有时一介绍就是四五个，不同意就进行“谈话”，形成变相逼婚。

结果到1963年10月底，来农场的这批知青中，经批准或自动返回城市的已达961人，占总数的685％。留下的青年中，也有许多人不安心在农场劳动。

（三）北京延庆农场发生严重污辱下乡女青年事件

北京市延庆农场女工李×，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她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家庭阻拦，毅然到农场参加劳动，表现很好。1963年10月15日，因偶感风寒，头晕发烧。农场会计吴成禄（地主子弟）、炊事员刘宝庭借口说她得了“邪病”，纠合本场工人王从正、孙全然，在15日凌晨2时闯进女宿舍，把李×从床上拽起，强行给她“辟邪”。吴成禄、孙全然把她的两臂拧在背后，王从正搂着她的腰，刘宝庭挥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认是“鬼神附体”，还用43厘米的钢针在她的头、颈、手指尖等处乱扎，有的指尖被扎了四五针，有的针扎上去十几分钟才拔出。在这样横暴的折磨面前，李×严厉斥责吴成禄：“我是共青团员，根本不相信鬼神，决不向你们妥协。你是共青团干部（小组长），为什么搞迷信活动？”吴成禄竟又指使刘宝庭脱李×的衣服、乳罩、裤子，并乱摸乱抓她的乳房，腋窝和###。李×当时曾哀告他们不要这样污辱她，说：“我是个姑娘，你们这样污辱我，以后叫我怎么见人？”但他们依然不听，一直胡闹到凌晨4点多钟。他们走后，李×立即昏倒，以后十几天下不了床，经医生诊断，已患“反应性神经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五名女知识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刘宝庭竟威胁说：“以后也这样整治你们。”此事在全场职工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个情况，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吴成禄、刘宝庭两犯已被逮捕起来。　。。

靠什么来保护自己（4）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到，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应有的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