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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浙江大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愤怒刺杀绍兴考官的悲情演出——不胜枚举的个案，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据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对民主的未来失望叹息吗？

不可以！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我们在夸耀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时候，须珍重法的精神，延请法治登场，制止市场经济变坏，防止它孕育出坏的民主，更不能让假民主成为官商勾结、瓜分大众财富的手段，变成寡头凌驾于平民头顶的托辞。

民主的生命在经验，而非逻辑

浙江民主最终倒向何方？保守的？激进的？渐进的？西方式的？亚洲式的？所有的追问，都仰赖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变迁。虽然劳动价值论这些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调研从浙江开始，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从浙江破的题，但答案的揭晓，最终都要等待北京来宣布。某种意义上，浙江的民主创新，就像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方试验田。

尽管儒家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是近似于民主的敌人——专制的代名词，西方研究民主的自由学主义学者，还是在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注意到东亚民主自上而下的存在，并将之命名为“后儒家民主”。

1993年，西湖边由民间资本竖立的一个小佛像最终被推倒，亚洲国家领导人在泰国发布了一个“亚洲价值”的声明，宣称人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解。美国价值是美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不能作为普适性的真理放之四海。尽管起源于新加坡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的这一思想，遭到了日本和菲律宾的反对，中国的执政者却对“亚洲价值”表示欢迎。［22］

11年以后，一度讳言人权的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国的宪法。对这九个字进入宪法予以表决的，有楼忠福等数名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过去，楼的父亲因为被指控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被劳教。

我在浙江的见闻，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盲目以西人为师，或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也难以给出中肯的评价。看温州人大联姻温州三家媒体，共同监督“一府两院”，以及私营企业主的案例，对照西方的媒体独立、议会主权，背诵杰弗逊总统宁要媒体不要政府的至理名言，我们对温州人大和温州媒体的评价就会非驴非马，对浙江民主的未来，也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同样，如果我们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变天，政治体制改革纹丝未动的结论。设若我们以此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稳定从不改革，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曲折多变，甚至误入歧途。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假设，在我亲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不时耳闻前苏联失败就在于他们政治改革优先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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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11）

事实绝非如此。20年来中国民主政制已在不声不响中，走出很远的一段路，尽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预期。恰如俞可平所言：“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变化，但政治评价的标准不应当只有这一种，如果从中国的政治分析标准来看，如政治的内容，领导体制，党与国家的关系等，这种看法就是不正确的。”［23］

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细节，察看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迁，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乡村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逊位于经济权威的事实，上层建筑改革和理论创新落后于民主实践的亦步亦趋，知行不一的茫然，上气不接下气的局促，都显示我对浙江民主，乃至中国民主未来的谨慎乐观，并非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

当下，我们需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我们为悬崖边舞蹈的民主从磐石的缝隙中伸长而欢呼，我们鼓励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驱除民主的敌人，迎娶民主的普世价值。但，判断哪一种模式的民主，将成我们的未来，为时尚早。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