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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男人有了根本的差异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许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爱照顾人；这些特征和气质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在女性运动第二波到来之前，也就是在两次女性运动之间，波伏瓦是女性主义唯一的声音。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在《第二性》一书中，波伏瓦除了论述“女性”的处境之外，还提出了“他者”和“他者性”的问题。但是在70年代末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看来，波伏瓦是认同男性的、生殖器中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她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抛弃了。人们现在赞美差异，认为波伏瓦把女人描绘为与男人完全一样的进入男性领域的人是对女性评价过低，她的两分思维方式以及她对女性身体的厌恶和仇恨，是没有高度评价女性品质的表现，究其思想根源是她接受了萨特的哲学框架。她的“独立女性”的形象是无子女的不婚的职业女性，而这一女性形象受到高度评价女性特征的人们的批判。 波伏瓦的《第二性》虽然发表较早，但它对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的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在这一点上，波伏瓦的观点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致的；她们两人观点的区别在于，波伏瓦认为女性解放与作母亲这二者无法共存，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认为这二者是可以兼容的。这并不是因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时代女人还无法避孕，无法轻易作出过单身无孩生活的选择，而是因为她十分看重女人的生育能力，把这一能力称为“女人生存的伟大目标之一”。（转引自Chapman；　203）　波伏瓦则把强调生育视为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毕竟是使女性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我不是说每一个作母亲的女性都自动成为奴隶——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于奴役，但现代的母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女性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进一步说，她们便不会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女性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波伏瓦，牧原编，第263…264页） 波伏瓦认为，人们已经接受了两性之间的既存关系，“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以致于最后再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几个世纪以后，当人们发现我们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境遇，也会感到无比的惊奇，就像我们现在发现雅典民主政体中的奴隶制时所发出的惊叹一样。”（波伏瓦，牧原编，第76页）　波伏瓦在书中指出了男人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　（self），而将女人定义为他者　（other）；如何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非主体。她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从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man可以指称男人，也可以指称人类；woman却只能指称女人，不可以指称人类。在这种指称方式背后，是对男女两性不同评价的文化积淀：女人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们”也是这样：用这两个词可以指称男人，也可以指称略去性别的人类；但是“她”和“她们”却只能指称女人。由此得出男性是主体、女性非主体的结论并不太过分。 波伏瓦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并不把女性的解放运动当作一种非历史的行动，而认为，只有在现代的生产形态下，女性才能释放其自由自主行动的全部潜力。波伏瓦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用于对女性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之中，那就是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置疑，反对个人命运天定的思想，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期望、早年的经验，还是经济条件，都不能规定女性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她既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性的许多论断，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关于女性解放的途径，她更强调个人的努力，而非整体的行动，她认为，尽管现存的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解决问题却要靠个人战胜环境的努力。她提出了三种途径：第一，女性只有到社会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nbsp&nbsp&nbsp&nbsp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2）

尽管有人从不同的立场批判波伏瓦，例如那些对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难以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