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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苦于不知足。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陇，难道还希望得到蜀吗？”

“既平陇，复望蜀”是光武帝刘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后汉书·岑彭传》载，建武八年（32），岑彭跟随刘秀###陇西的隗嚣。攻下天水后，隗嚣逃往西城，刘秀又进围西城。这时，占据蜀地的公孙述派大将李育前来救援隗嚣，驻兵上邽。不久，刘秀因事要先回洛阳，临行给岑彭写了一封信，说：

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意思是要岑彭在攻克西城、上邽后乘胜前进，进攻盘踞蜀地的公孙述。后来，隗嚣和公孙述都相继被消灭了。曹操借用这句话，意图却完全相反，不是赞成在得到汉中后立即向益州进攻，而是主张采取慎重态度，暂且按兵不动。

第十六章争夺汉中（6）

曹操一举攻取汉中，益州受到强烈震动这是必然的。曹操进驻南郑七天后，有从蜀地投降过来的士兵说：

“蜀中一天要发生几十次惊乱，刘备虽然动刀杀人，也不能使之安定下来。”

当时曹操似乎对未能及时出兵益州有些后悔，曾问刘晔是否还可以再出兵。刘晔认为，现在益州已经初步安定下来，不能再进击了。后来颇有人替曹操惋惜，如裴松之就说：

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正，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

意思是曹操坐失了良机，不然益州转瞬之间就是他的了。得到了益州，荆州、江东也就势难坚持，曹操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也就有望了。其实，这种想法是并不符合实际的。曹操在这个问题上，既考虑了眼前的困难，也考虑了长远的困难，审时度势，知难而退，作出的是一项正确的战略决策。

从眼前困难来说，曹军经过千里转战，进入汉中时已经相当疲劳。蜀中险阻，并不亚于进取汉中所经历的险阻，以疲惫之师去攻取更为险阻的地方，很难收到“席卷”的效果。按刘晔所说，蜀中经过七天骚乱之后就已经初步安定下来，在当时交通不便、且必然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想要在七天之内深入益州腹地、攻下成都也绝不可能。更何况，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夏拿下成都，到曹操拿下汉中时，已有将近一年之久，其政权已大体稳定下来，虽有小的骚乱，不足以动其根本。而其军队因新得益州，士气正旺，也必有相当的战斗力。加有天险可恃，即使据险不战，以逸待劳，也会给曹军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曹操在这种情况下不肯贸然进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曹操所面临的形势同当年的刘秀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他们都取得了第一个战役的胜利，下一个目标是要夺取蜀地。但又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刘秀是在控制了中国的整个东部地区后，才转而向西用兵的，这就毫无后顾之忧，可以而且必须乘胜进军，消灭蜀中之敌，以求一劳永逸。而曹操却处在三国鼎立的态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江东有虎视眈眈的孙权，荆州又有关羽领着重兵驻守，如果自己把战线拉得过长，特别是如果把重点投入蜀中而在短期内又不能自拔，腹背就必然会出现空虚，给孙权、关羽以可乘之机。东线一旦失守，中原不保，局面就不可收拾了。这可能出现的长远的困难，作为一军主帅的曹操是不能不充分地估计到的，是不能不瞻前顾后、谨慎从事的。

后来形势的发展，也证明曹操的谨慎决不是多余的。刘备东下荆州，与孙权剑拔弩张，双方眼看就要展开一场争夺荆州的大战，这形势对曹操本来是极为有利的。但就在这时，刘备得知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深恐益州有失，于是主动向孙权求和。孙权同意了刘备的请求，双方商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东的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属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属刘备。双方达成和解，重新恢复了联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类似赤壁之战前的格局，形势顿时发生了不利于曹操的变化。

孙权从荆州脱身后，立即于建安二十年（215）八月亲自率军十万进攻合肥，这时距曹操进驻南郑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驻守合肥的张辽、乐进和李典手下只有七千多人，与孙权所率兵力相比，相差悬殊，曹操动身西征汉中前虽给张辽等人留下了一封“贼至乃发”的密信，预为作了部署，心里毕竟是不放心的。所幸由于部署正确，张辽贯彻部署坚决，作战勇敢，合肥之役获得了全胜。不过，孙权的威胁照样存在，曹操因此也就不能让主力在西线旷日持久地呆下去。

刘备从荆州脱身回益州后，对占据汉中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