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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尽相同。能不能这么理解：职业道德就是职业所要求的道德，说白了就是被内化了的“行规”，其本质是他律的；而“良知”先于甚至无关于职业选择，它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心要求，其本质是自律的。

哎呀，我怎么跟教授似的玩起了定义？但既然义都定了，那就像小时候上语文课那样，“试举例说明之”吧。

比如演出中（而不是在录音棚里……那需另说）假唱的问题。这是当代流行乐坛的一个痼疾，观众对此深恶痛绝，却又不绝如缕。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这是必须受谴责的。因为观众花钱买了票，那张票相当于经过公证的合约；你又拿了出场费，几万、十几万地拿，那是根据和主办方签订的合同，同样具有法律效应。有谁愿意花钱订一个假合同呢？然而你却假唱；违约挣昧心钱不说，还至少愚弄了观众（主办方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严格地说，假唱不仅违反了职业道德，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触犯了法律，只不过国人善良，迄今没有人深究过罢了。

从“良知”的角度看，这些严重性都同样存在，但还要多出一点：如果说违约，那么你首先违背的是你内心和自己的契约；如果说伤害，那么你首先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内心。道德、法律意义上的违约尚可弥补（比如退款、赔偿），但内心的自我背叛和自我伤害却无可救药！

我之所以从不假唱，信守职业道德当然是一个方面，但从根本上说，是害怕面对内心的伤口，害怕那随之而来的无穷无尽的自我谴责。我会时不时地提醒或安慰自己：你是本着你的“自然”和“良知”进入这一职业的，不是因为进入了这个职业，或者为了在这个职业上混出点名堂，才去做一个“遵纪守法者”的。

而令我初感震惊，继而不解的是，对某些歌手而言，我所谓的“良知”似乎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比如XX曾经在电视上公开指责说，XX演出百分之八十都是假唱；而XX对此的回应竟然是：XX，我没得罪你吧？本来事关职业道德，却被XX就地转换成了个人恩怨，而且神色那么坦然。真是巧舌如簧、脸厚如墙啊！莫非舌头巧的人就一定脸皮厚，而脸皮厚的人就可以没有内心吗？

我钦佩XX的坦率和耿直。老实说，我可没有他那样破脸的胆气。我在这方面恪守的信条是：各人但行其是，最终必有果报。

这“必有果报”的信条来自佛家，说来也是我“工作得像一个劳模”的依据，因此也不妨归入我的“自然”和“良知”之道。不愚弄观众、不玩花活是底线，它还要求我把追求最佳效果和行善积德等量齐观。我在这方面一丝不苟的较真程度有时会让我的助手非常紧张。录音机的转速是否合适？音箱是否调整和布置得恰到好处？诸如此类都会影响我的发挥，因此一点马虎不得。谁让我的耳朵那么好？这时你再怎么叫“腾哥”都没有用。

前两年在湖北演出，班底是青海省歌舞团。他们那个CD机都老掉牙了，连个遥控器都没有。那次也是一时大意，事先没检查，结果我上去以后，那个机器不读我的碟，愣把我晾在了台上。不一会儿观众就开始喊，把我气得。据说我转到后台时脸阴得像锅底，声音沉得像黑洞，用勒令的口气让他们赶紧换。好在主持人赶紧蹿出去讲段子缓和气氛，又及时找到了另一台机器，演出居然还很成功，于是又对人家千恩万谢。第二天我就亲自上街买了一台新CD机，以公司的名义送给了青海歌舞团。

从此我出去演出，每次都带自己的音响师，连去美国时都不例外。以前吃过他们的亏，以为美国嘛，不会有问题。结果到那里一看，糙极了，还不如国内。我的音响师邵勇那真叫棒，经他调试的音响，我唱着舒服，底下听着也惬意。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是个好音响师，还是个大善人。

2001年美国发生了“”，当时我正好在美国。一个星期后，我在洛杉矶开了我的个人演唱会。唱《天堂》，献哈达。媒体那通炒，有说我不怕死的，有说我用歌声向恐怖主义宣战的，不亦乐乎，都是扯淡。谁不怕死？歌声又怎么能和恐怖主义抗争？不过，除了履行合同、信守职业道德外，我也确实有一点其他的想法。这想法就是：当此恐怖主义阴云密布、人人心中惊惶不定之时，我祝福的歌声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些许精神上的宁静、情感上的慰藉？果然如此，那我的德可就积大了。

“必有果报”不必都要等到来世，也可以有所谓“现世报”。我就享受过它的眷顾。

是2003年8月1日，在湖北黄石。那几天正逢高温天气，当晚室外气温四十度；黄石体育馆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