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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之际，传说票号都已歇业，令人更有京师不保，大祸临头之感，以致秩序更坏，让陈夔龙大为头痛。

还有件头痛的事。突然间传来一通咨文，说甘肃藩司岑春煊，领兵勤王，将到京师，咨请顺天府从速供应车马伕子，以济军需。再一打听，岑春煊本人已轻骑到京，而且已由两宫召见，颇蒙慈禧太后温谕奖饰。照此看来，似乎还不能不买他的帐，可是供乘舆所用的二百辆大车，都还不知道在那里？何能再有多余的车马供应岑春煊。

因此，陈夔龙不能不又向荣禄请示。听知来意，荣禄冷笑一声说：“哼，这小子！你总知道他是怎么混起来的吧？”

“听是听说过，不知其详。”

“他小子最会取巧。他是……。”

他是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举人出身，以贵公子的身分，在京里当鸿胪寺少卿。

冷衙闲曹，复又多金，所以每天只在八大胡同厮混，结识了一个嫖友，山东人，名叫张鸣岐，也是举人。两人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其时正当戊戌政变之前，从四月下旬下诏“定国是”以后，天天有推行新政的上谕，亦天天有应诏陈言的奏折。只要肯用脑筋，会出花样，升官发财，容易得很。岑春煊是个极不甘寂寞的人，便跟张鸣岐私下商量，怎么得能找个好题目，做它一篇好文章，打动圣心，上结主知？

张鸣岐想了一会说：“题目倒有一个。有了好题目，不愁没有好文章。只是有一层难处，阁下先得丢纱帽。”

“丢纱帽就丢纱帽！区区一个鸿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跟你说笑话。”张鸣岐笑道：“若能丢掉那顶纱帽，不愁没有玉带。只恐仍旧让你戴那顶旧纱帽，那就一定是白费心机了。”

原来张鸣岐所找到的一个好题目是，裁撤有名无实的衙门与骈枝重叠的缺分。建议京中裁六个衙门，第一个是詹事府，这本是所谓“东宫官属”，职在辅导太子。清朝自康熙两次废太子以后，即不立储，这个衙门，有名无实，自不待言。

第二个衙门是通政司。这个衙门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枢要地，总司天下章奏出纳，严嵩之能成为权奸，就因为有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当通政使的缘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军机，内有内奏事处，通政司就象内阁一样，大权旁落，徒拥虚名了。

第三个衙门是光禄寺。这个衙门的职掌，是管祭祀及皇宫的饮食，职权早为内务府所夺，所以“光禄寺的茶汤”，与“武备库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等等，成为京中的一个笑柄。

第四个衙门，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鸿胪寺，职司鸣赞，事务极简，除了祭典朝会司仪以外，无所事事。而且是个根本不该有的衙门，因为鸿胪寺的职掌，太常寺全可兼办。

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

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院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作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如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