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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支持他，我工作几十年还少见呢。”

我说：“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一个平民百姓，哪有今天。”

龙部长又打量了一眼我说：“多大年纪了？满四十五了吗？”

我说：“已经四十六了。”

龙部长听了，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我知道部长在这里连说可惜的意思。按当时中央文件有关干部提拔年令的规定，四十五岁是一个门槛，基层干部超过这个年龄，就基本失去了提拔的资格。我想“可惜”二字便是源出于此。“可惜”二字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口中说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听着部长的褒奖，我想到了磨难的价值。我在磨难中成熟，在磨难中接受考验，在磨难中得到相识的、不相识的各级领导和同志的关心支持；得到我想的和不敢想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许多许多……。人家说我是因祸得福，是的，我真是得了福了。我由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由场派教师变成了国家教师，由农业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福，我将时时告戒自己，决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事多磨事更好。历经磨难的好事才更珍贵，更具生命力。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的好事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还在发酵、延伸……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的预备党员在拖了四年之后，由常务副县长（本书完稿时已调任县人大任职）、当年曾接任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的与我素未谋面的黄润生同志签字，“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八八年底，a领导也调离了南山，不久南山党委来人，请我回去“官”复原职。我虽然没有答应，但我对南山的那分感情永远深藏于心！

还有一件事虽然也最终未成，我仍在此一叙，借以对有关领导和同志表示谢意。

一九九零年上学期的一天，我在一中校园碰到县政府监察局的朱台英副局长。她叫住我说：“金校长，我有点事找你。”

我站住了，快步走到朱局长旁边问：“局长，什么事？”

朱局长说：“你愿意去监察局么？那是个得罪人的地方。”

那时我到上高一中已近两年，妻子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她常在家里埋怨，弄得家庭气氛很不和谐，我常为此事伤神忧心，严重影响工作情绪。现在监察局要调我，当然是个好机会。监察局的工作对象大多是上层领导，长年同各行各业，各机关部门打交道，接触范围广，对解决妻子的工作肯定有利。这样的好事正是求之不得，说不动心，那是假话。基于这种动机，我毫不迟疑地说：“愿意”。

朱局长说：“你愿意就亲自去给闵书记回句话，是他叫我来找你的。”

闵书记是县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他怎么会认识我呢？这事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前面说过，一九八八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曾写过一封信给县纪委。纪委领导接信后，就派了闵书记和一位姓邹的科长到南山调查。那时虽然我们互不相识，但通过这次调查，闵书记就明白了南山曾发生过一件什么样的事，还了解了金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当监察局一位办公室主任调走需要有人替补时，他马上就想到原南山中学校长，现已调县一中的我。

当天下午，我在县纪委办公室找到了闵书记。他热情地将我迎进纪委接待室，又是请坐，又是倒茶。

我说：“感谢闵书记，事隔几年，你还记得我。”

闵书记说：“我了解你，虽然年纪偏大一点，我就是要你这种人。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去组织部开调令。”

我听闵书记说马上开调令，觉得太突然了。教育局把我从南山调过来，费了那么大的劲，对我来说真是恩重如山。不要说如何报答，就是工作也不足两年。连板凳都没坐热就想跳槽，已是愧疚难当。如果背着教育局离开，于情于理都不妥。要走也要征得曾局长的理解和同意。

我对闵书记说：“我当然巴不得！只是我要跟教育局通个气。”

闵书记说：“千万不能对局领导说，局长知道了就调不成。就这么定，你带调令回去，生米煮成熟饭，他想不同意也来不及。”

我坚持说：“教育局对我实在太情深义重了，我不能背着曾局长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跟曾局长说清道理，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闵书记说：“你刚来不了解情况。你一打招呼肯定泡汤。”

我考虑良久，仍觉得应该向曾局长会报。闵书记拗不过我，惋惜地说：“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