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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登山降格为“自私的爱好”——就像一家日本报纸在田部井淳子成为第一个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时那样——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在登顶过程中有一种比自身更崇高的志向与抱负：与大自然的内心交流，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人类的卑微，甚至是法国登山家莫里斯·赫尔佐格在1950年接近安娜普鲁纳峰（位于尼泊尔中北部，海拔8090米，是人类征服的第一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译者）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超自然的联系。他在《安娜普鲁纳峰》一书中写道，“我感到似乎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异乎寻常的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干枯、没有任何生命。同时这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人迹罕见。我们挑战的是人类极限，但是我们无所畏惧。有一种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呼唤我不断向上攀登。”

巧合的是，“不断向上”也是企业成长阶段最主要的动机。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开始争相阅读贺拉肖·艾尔杰推出的励志类图书，如《力争上游》和《稳扎稳打》。在他看来，积极向上不仅是高尚的，而且也是可及的目标。在他那个时代，称得上最积极进取的人也许就是安德鲁·卡耐基。卡耐基说，使人类升华的是不断进取这一行为本身，而不是这一行为带来的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因此，他捐资成立了许多图书馆，“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在对1885名年轻的观众演讲中，他鼓动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轻轻说，'我的位置在顶峰。'你们的双脚都踩在同一梯子上，爬得多高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今天，我们对积极向上的感觉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社会的发展使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不再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商业行进的步伐尚未跟上《时代》杂志在1956年的预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美国人用于谋生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而大量的时间将用于文化和精神娱乐。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工作时间更长了，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我们牺牲了宝贵的家庭生活、娱乐甚至健康。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动力驱使我们不断攀登事业的阶梯？自我牺牲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吗？或者是自我放纵的现代形式？乔治·马洛瑞也曾经说过，“我们不是为了吃和赚钱才活着，我们赚钱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

就像登山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自私的爱好”，我们也不能把工作等同于名利的追逐。有些人将自己的工作——甚至是那些低微的工作——看成是一种使命，而不是职业。巴塔哥尼亚公司的创始人叶冯·丘依纳德发明了一种环保的户外服饰和器械，帮助登山爱好者在优胜梅地国家公园的攀岩活动。在1974年的创业宣言中，他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声称，“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你是否成功登上了顶峰，而是看你的登山风格。”另一些人则认为，“登顶的感觉来自熟练掌握后的内心体验。”这和罗德里格·乔丹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的描述是一致的，“在知道自己做得非常出色后，一种恬静的幸福萦绕在我们的心田。”

因此，无论是攀登山峰还是事业之梯，我们都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于某一种单纯的动机。更多时候，同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不同动机。贝克·威瑟斯是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历险中8个不幸遇难的登山者之一。他一方面将登山的体验描述为一种“从内心发出的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另一方面却在个人传记《逃生》中将这项运动称之为“毫无意义的痴迷”，使他对妻子的忠告置若罔闻，听任内心冷酷的激情不断损害生活的核心。因此，当有人提出“登山者为什么要攀登高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最好也问问自己相同的问题。是不是仅仅为了向上攀登这一旅程？为了荣耀？为了一路的风景？为了我们的家庭？或者就是因为花旗集团在那里？

在这里对银行的选择不是随意的。每年，世界上许多商学院的学生都会拜读时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博文·麦考依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经典文章《圣人格言》。与该文配套的还有一小段电影，片头为麦考依正对着窗外的美景想得出神。

当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它们本身就是企业追求不断向上的标志）随着喜马拉雅山的景色而渐渐远去时，他的故事展开了。这是一次难得的假期，麦考依和他的朋友斯蒂文正在尼泊尔攀登18000英尺的山峰。然而就在登顶的那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们遇到了一位几乎失去知觉的半赤裸的印度圣人。他在那里干什么？朝圣归来？但是他为什么不走一条相对平坦的近路？麦考依赶忙上前给他把脉，而斯蒂文和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