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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最后，谈到了复兴佛教的具体方案：各州县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修建教区，资财可任其使用，不设限制。想出家的人无论长幼，只要是出于良家，乡里担保其品行端正，就可以任其出家。诏书里甚至谈到出家的人数：大州县50人，小州县40人，偏远的州县10人。从这一数字上看，小皇帝在恢复佛教之初，就记取了过去的教训，注意控制佛教的规模，但这种控制的有效性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丧失，不然，北朝就不会在100多年后，出现第二次灭佛运动。

此次兴佛之举，成为小皇帝登基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这件事情也显示了小皇帝出色的行政能力，这一举措显然大得人心。政令一出，复兴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很快，太武帝的灭佛成果就化为乌有。

此后，来自宾国的师贤应小皇帝之请，担任北魏帝国佛教的最高领袖“道人统”。据说，他在老皇帝“灭佛”期间，曾被迫还俗并借医术谋生，得以保全性命，但是他始终“守道不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新皇帝颁诏恢复佛教后，他立即同5位同辈，返回沙门队伍，并且很得皇帝信任。在皇帝的命令下，灭佛运动中被戴了“黑帽子”的有司，立即发挥出“先锋队”的作用，他们马上找来能工巧匠，按照皇帝的形象雕造石像，据说因为“纯诚所感”，石像的脸上、足下出现的部分黑色，竟然与皇帝身上的黑痣（也可能是胎记）一模一样。这尊按照皇帝陛下塑造出来的石像，被当作佛像加以供奉，这也是北魏帝国不成文的惯例。紧接着，文成帝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先锋队”有司，又在皇帝的敕令下，为太祖以下的5位皇帝各塑造释迦牟尼立像一座，高达一丈六尺，耗费赤金25000斤。兴佛运动声势浩大，甚至惊动了外国僧众，不久，来自斯里兰卡（师子国）的5位僧人，也护送3尊佛像来到京城，给这里的佛教造像风格增添了某些异邦色彩。

和平初年（约公元460年），师贤去世，昙曜成为他的继任者。这位新“道人统”上任后，很快就向皇帝提议在京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各镌刻佛像一尊，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陛下的全力支持。因此，作为这场“兴佛”运动的成果之一，著名的云冈石窟开始雕凿，它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后世开创了一座世界级的佛教艺术宝窟。

相比之下，131年后北周武帝所进行的灭佛运动，则显得温柔而文雅。有趣的是，与北魏太武帝灭佛的直接原因不同，周武帝决定灭佛，并非儒、道两家口若悬河地攻击与围剿，而恰恰是因为当时一位佛教僧人卫元嵩对于佛教的指责。

据《续高僧传·卫元嵩传》记载，这位叫做卫元嵩的僧人，浑身上下似乎充满了江湖“术士”的气息。据说，卫元嵩幼年时就出了家。他的师父年轻时曾在后梁为官，后来出家到了蜀地①，随后到达长安受到帝王公卿们的推崇。因此，他十分体谅这位年轻弟子想要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的强烈欲望，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卫元嵩说：当今世人重传闻而轻眼见，所以要想博取名声，必须以“佯狂”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这个与“装疯卖傻”十分类似的用词，显然打动了这个少年僧人的心。此话出于他所崇拜的师父之口，又是师父的经验之谈，怎能不令他信服？于是，他真的按照师父的建议，“疯疯癫癫”地到处漫游，口中念叨着自己编纂的各种谶诗歌谣，给人造成他能预知未来的假象。而且在此前，他对于类似的“方术”也颇下了一番苦功。据说，出家后他对“阴阳历算”等民间“方术”很有研究，并小有成绩，而今学以致用也不是太难的事情。何况，装疯卖傻，更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师父的这一招的确很灵，卫元嵩到达长安后，很快迷住了很多人。当然，他对所结交的对象并不是毫无选择。他专门接近那些权贵，想尽一切办法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到了长安后，干脆将僧衣脱掉换上俗家衣物，这很可能是为了更方便地出入各种场所。史书上曾将他与南朝梁武帝时的宝志和尚相提并论，主要就是强调他的神异与怪诞。

“如来”的刑杖（6）

他通过与这些权贵的交往，上勾下联，很快就为自己建立起“通天”的渠道，不久便受到周武帝的召见。天和二年（公元567年）的某一天，他向皇帝上了一道折子，提出“省寺减僧”的建议。这份奏章，提出了很多对当时佛教完全不利的言论。他甚至向武帝建议“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这些建议，正中皇帝陛下的下怀。因为当时，寺院与社会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