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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了变化，双料货还原为单料货，仅是一个科级“走资派”。这对于钟秀翔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机。她当即去学校和区有关部门申述理由，共有三条：

一、她的生父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干部，早在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了，为革命立过战功，解放后长期担任局级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二、她的继父已经专政机关审查认定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历史问题”。

三、她的母亲“畏罪自杀”的一条“罪行”即“反革命家属’七团继父问题性质的改变而消除。

当时主持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当然不会预料到钟秀翔去黑龙江后会叛逃去苏联，成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论，就是钟秀翔本人也还没这么一个打算）。他们认真听取了钟秀翔的申诉，对她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决定网开一面，批准她去黑龙江。对钟秀翔审查的放宽，当时是有据可依的：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去黑龙江的这批知青有可能将在那里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批人员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而当时这两届毕业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来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报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所以，在审批时，政策往往向女生倾斜。钟秀翔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

钟秀翔、盛炜富被双双批准去黑龙江，两人欣喜不已。在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天里，两人天天待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常常要到午夜过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别。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受情欲驱动，终于越过了那条界线。

次日，盛炜富、钟秀翔和一千六百名知识青年一起，离开北京。

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距中苏界河黑龙江仅几十里地的目的地。这天，是1968年10月14日。

盛炜富、钟秀翔被分配在同一个连队，盛炜富去农业排参加开垦荒地。钟秀翔在连队伙房当上了一名炊事员，这在那里算是一个好差使，因此，给连队几个观察细致、想象力丰富而又喜欢乱嚼舌头的女知青留下了一个话题。

这个连队有三百余名知青，主要由三个城市的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北京、哈尔滨。哈尔滨的最先抵达，上海次之，北京最晚。每批知识青年抵达后，总是要办一期学习班，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二是适应北疆生活，三是让领导有时间观察每个知青，以量才录用安排合适的工作。学习班期间，团部、营部为表示对知青的重视，会派干部下连队看看，讲几句话。有时，团、营的主要领导兴致所致，也会下来转上一圈。钟秀翔一行到连队后，也是办一期学习班，先是每人填写一份“兵团战士登记表”，然后进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通常进行半个月，中间有农场的情况介绍，还组织大家去黑龙江边待一待，亲身领略“反修第一线”的况味。

钟秀翔在参加政治学习时，一天，团政治部主任到她那个连队来检查工作，顺便看望一下新到的这批知青。在和大家见面前，主任在连部小坐，顺手翻阅了桌上那叠《兵团战士登记表》，其中钟秀翔的那份引起他的注意。原来，钟秀翔吃到了国军军医给她带来的苦头，在填“家庭成员”栏时，写明系继父，而在备注栏里填了生父的情况，注明何时逝世。巧的是，钟秀翔的生父转业前所待的部队，正好是这位政治部主任所待的部队。那时，主任还是一名副连氏，听过任副师长的钟父的报告。这样，主任当然要和钟秀翔见一见，谈几句。

政治部主任在和办学习班的知青见过面后，转脸扫视全场，问道：“谁叫钟秀翔？”

钟秀翔连忙站了起来。主任朝她打量了一会，点点头，说：“你跟我来！”便走出去了。

钟秀翔不知是怎么回事，跟着主任到了连部。坐下后，主任问了问她父亲的情况，又问了她本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说了几句勉励话，就打发她走了。当时营长、连指导员都在场，可能政治部主任在钟秀翔走后说过什么话，也可能根本没说什么但他们意识到了这层关系，在学习班结束分配工种时，钟秀翔被安排去了伙房，这在以农业劳动为主的连队里，是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岗位。

因此，最先抵达的哈尔滨知青中，有几个姑娘便胡乱猜测，怀疑钟秀翔被政治部主任“干过了”。这和钟秀翔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可能也有关系。

这种猜疑在传了几次后，被演绎成有头有尾的桃色故事，先是在哈尔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