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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让他们审查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杰出观察家得到的报告全都同意,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他向他们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骗术造成的结果。〃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的极端虚假〃。他说,〃显然,甚至众多目击者也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不免感到吃惊。但是他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对于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充斥着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并且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理解力,窒息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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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中有孩子的同学,他所根据的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应当指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钱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极可能出错,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各种事实都证明,应当明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在指挥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一些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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