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第2/4 页)

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名角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很快死于非命。

主席：请救我一命

李达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7月19日。”毛泽东看信后指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8月10日。”王任重后来说，毛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陈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一个罕见的奇迹！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钟惦斐在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钱钟书、吴晓铃两人曾在干校里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1978年全国第4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施蛰存主编了30年代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并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文坛对施蛰存误会很深，他跟鲁迅的论战，使得鲁迅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