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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将来吸收农民最有潜力的部门。从企业来看，吸收劳动力最大的并不是现代化的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极其重要。这些道理并不高深，但在现实中，一说保增长，就是投资于大型项目，就是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看来，我们应该按增加就业的思路来调整产业结构，把就业而不是增长作为目标，从而真正实现富民。

农民的就业不仅取决于机会，还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失业与空位并存”是当前中国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的一个重要特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许多地方对农民进行就业培训，这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成人识字率已达70％以上。政府始终重视基础教育。我参观过瑞典一所百年前的小学，其设施比中国现在许多小学都要强。农民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迅速拥有在城市就业的一技之长，而且能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农村不少基础教育是有“量”而无“质”，这更加大了农民就业的难度。教育不是消费，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这种投资更重要。

当然，无论有多少农民进入城市，一个社会总还要有农业，仍然有人当农民。所以，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在于走规模经济之路。不过这种规模经济不能走强制式的合作化之路，而要走市场化之路。市场化之路就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兼并，实现大农业。兼并者是利用土地效率最高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引进各种现代农业技术与设备，实现高效率的现代农业。这一过程可以由农民进行，也可以由企业家进行。有实力的企业家进入农业，让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提高经营的集约程度，是增加农业收入的一种好方法。小农经济永远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我们以上所讲的是长期中消灭城乡差别之路。这条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但实现起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些能“立竿见影”的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实惠。这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要农产品一涨价就反通胀。农产品涨价并不是通胀。中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并不高，农产品涨价有利于农业的稳定与农民收入增长。但应该注意的是，农产品涨价的好处并没有归农民，而是富了各个流通环节。因此需要用市场化的思路理顺农产品流通环节，保证农产品涨价增加农民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是弱者，要改善农民的状况还需要政府的直接扶植。各国都把财政支出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也应加大财政对农民支持的力度，如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投资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支持农业科研等等。中国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尤其要加强政府扶植的力度。

农业部领导坦言“农民增收不可高估，城乡差别仍在扩大”，也表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希望这种关注变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消灭城乡差别之路上迈出一大步。

能埋葬凯恩斯主义吗（1）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之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复活。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甚至直接操控经济。有的国家领导人，如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要把“经济建立在国家干预的基础之上”，并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痛诉国家干预之害，主张要“埋葬凯恩斯主义”。

当然，凯恩斯主义是埋葬不了的。凯恩斯能在经济学史上留得大名，并长盛不衰，还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贡献，即使从今天来看，称之为“凯恩斯革命”也不为过。经过了七十多年的考验，凯恩斯也不是那种浪得虚名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但他的贡献是在理论上。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微观与宏观之分，既研究经济增长，也研究企业、价值、成本等问题。继承斯密古典经济学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并不担忧，因此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微观部分。但是，20世纪之后在经济学的大本营英国，整体经济出现了停滞，尤其是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绝大多数人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涉及整体经济运行的宏观问题。凯恩斯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宏观经济分析体系。尽管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体系是以短期的总需求分析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