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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况，都正是使我意气非常消沉的地方。但是后来又有一种情况，叫我更觉得消沉；因为我那时候明白了，我作的那种事，正是一个男子汉作起来最无聊、最没有用处、最缺少丈夫气的事。我想到这一层，可就拿定了主意了：我决定不作那种事了，我要在我认识得最清楚的人们中间，在我能发挥最大作用的人们中间，作一种合理的事业。我现在已经回来了，我现在告诉告诉你们我怎么样来实行我的计划吧。我先在顶靠近爱敦荒原的地方上，办一个学校，同时在我母亲家里，办一个夜校，我得能两下里都照顾得来才成。不过我得先念一点书，好取得应有的资格。好啦，街坊们，我得走啦。”

于是克林又往荒原上散步去了。

“他无论怎么也不能把他那种计划实现，”费韦说。“过几个礼拜，他看事就不那样看法了。”

“这小伙子倒好心眼儿，”另一个人说。“不过俺看他还是少管闲事好。”

二　新计划惹起了新愁烦

还乡……二　新计划惹起了新愁烦姚伯是爱他的同类的。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总认为大多数人所需要的知识，是能给人智慧那一类的，而不是能使人致富那一类的。他宁肯把一些个人牺牲了，而为一班人谋福利，而不愿意牺牲了一班人，而为一些个人谋福利。并且还更进一步：他很愿意马上把自己作首先牺牲的一个。

从务农的生活变到求智的生活，中间经过的阶段，通常至少得有两个，往往还超过两个；而其中之一差不多一定得是世路的腾达。我们很难想象出来，由农田的恬静生活，不通过世路腾达的目的作过渡的阶段，一下就能转变到努力学问的目的上去。现在姚伯个人的特点是：他虽然要努力于高远的思想，却仍旧坚守着朴素的生活①——不但那样，在许多方面，简直就是狂放简陋的生活，并且和村夫俗子们称兄道弟。

①　高远的思想……朴素的生活：见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的诗《伦敦，一八○二》：“朴素的生活和高远的思想已经无存……。”

他就是一个施洗的约翰①，不过他讲的主题，不是劝人悔改，而是劝人高尚。在思想方面，他是站在乡村的先锋里的；这就是说，在许多方面，他跟和他同时那些主要都市里的思想家看齐。这种思想的发展，大半可以归功于他在巴黎的勤学；他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当时流行的伦理体系②。

①　施洗的约翰：《圣经》人物，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大家应当悔改。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一、第六章等处。

②　巴黎……流行的伦理体系：按本书故事，假设发生于一八四○年到一八五○年之间，其时稍前，法国圣西门及傅利叶诸人的学说，皆流行，皆以改良社会，谋人类幸福为目的。但此处更特指孔德的实证主义而言。他以理智教人以求社会之进步。

因为姚伯有了这种比较先进的情况，就可以说他是不幸的了。乡村的人还没成熟到能接受他那种程度呢。一个人只应该部分地先进；要是他的希望心愿，完全站在时代的先锋里，那于他的声名就是致命伤了。如果飞利浦那位好战的儿子①，已经在思想方面进化到企图不流血而宣扬文化的程度，那他这个当年仿佛天神的英雄，更要加倍地像天神，但是却不会有人听到有一位亚历山大大帝了。

①　飞利浦的儿子：即亚历山大大帝。“飞利浦好战的儿子”一语出于英诗人德莱敦的诗《亚历山大的宴会》第二行。亚历山大东征到埃及时，谒阿门神庙，庙中僧侣称之为阿门神之子。

为个人的声名打算，应该在处世接物的能力方面比别人先进。有些成功的宣传家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所宣传的主义，本是听他的人已经感觉了些时候而却不能形之言词的。要是有那个人，只赞成高雅清逸，不赞成功名利禄，那他的话大概只有那班在名利场中打过跟斗的人才听得懂。对于乡村的农人们说，文化先于享受是可能的，也许能够算是真理；但是那种说法儿，却总是把一向人所习惯的事序物理加以颠倒了的。现在姚伯对爱敦荒原上那些质朴浑厚的乡下人说，他们可以不必经过自富的程序，就可以达到静观万理的智慧，也就仿佛跟古代的迦勒底人①说，从地上升到天最高处的纯光层，不必经过横阻中间的以太层一样。

①　迦勒底人：古代的一种民族，其国为迦勒底，在幼发拉底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