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页)

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　想看书来

阿城：听敌台（2）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说着说着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

571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被提拔为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政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的所谓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远未完成，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的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1976年的“四五*”，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　想看书来

阿城：听敌台（3）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什么。

*，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里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示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