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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闪,严肃地说:我们屈原同志高风亮节,忧国忧民,宁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怎么会是流氓呢?我说,看看你们那《离骚》,一开篇,讲得清清楚楚嘛:“帝睾丸之苗裔兮,朕皇考曰勃起。”这还不够黄吗?黄凤显听了哈哈大笑道:“看来你们这研究鲁迅胡适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专门糟踏我们优美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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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星火,想老黄(2)
为了打击报复,老黄抽冷子就糟踏一下我们现代文化。比如有一回,我们夜里跟女同学去跳个舞,早上睡个懒觉,老黄就趴在我宿舍门上高唱《智取威虎山》:“昨夜晚,黑龙沟,又遭劫难。”我听出这坏蛋的险恶用心,便朗诵《离骚》答复他:“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老黄一听就来劲了:“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我又唱《智取威虎山》:“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老黄道:“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我唱道:“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老黄说:“好哇,你原来不是个溜子,是个空子!”我说:“是啊,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我们就这样经常胡说八道着,竹林七贤着,读完了博士。我跟黄春高留在了北大,黄河去了南方,黄书进成了著名哲学教授,黄凤显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后来当了副校长。
今天为啥说了这么多老黄?一搜索潜意识,忽然发觉,原来叶紫的《星》里,被杀害的男主人公、那个年青英俊的农会领袖,就姓黄。小说多次描写他的“星一般的眼睛”,给梅春那样的妇女带来了“真正的生活”。在这位洪常青式的革命者牺牲后,梅春重吃了二遍苦,终于彻底觉悟,在北斗星的指引下,走向了“明天就有太阳”的地方。
《星》和《火》等作品,都是早期的自发的革命文学,叶紫也是实际的革命工作者,父亲姐姐都为革命牺牲了,他自己也坐过牢。鲁迅在给他的《丰收》序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的经历。”但叶紫的小说曾经被认为存在“黄色描写”而予以否定,批判者指责叶紫把梅春写成了“情欲的傀儡”。极左思潮对人性的苛刻要求,实际上违背了革命的初衷:革命是要人活得更快乐,而不是要人活得都像泥菩萨。革命者当然有跟普通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只是他们可以为了大众的七情六欲而牺牲自己的七情六欲。革命者也会说点黄色之语,做点粗俗之事,这些掩盖不了他们的革命光辉,相反只能说明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大众当中生长出来的人民的儿女。《星火》一剧把握住了这个人性的关键,才能在这个极左极右愚昧碰撞的时代,绽放出佼佼不群的星辉。
父亲的胸怀(1)
上次咱们说了柏林,本来想继续说下去,可是一眨眼,老夫又到了东京啦。所以,柏林的话题以后找机会再唠,还是说说到东京的感觉先。
可能有的朋友要找碴了:我说孔老师,您怎么净去法西斯国家呀?是呀,老夫也纳闷儿呢,俺在境外,一共落脚过五个国家,其中三个是干过法西斯营生的,德、意、日,三个轴心国都全了。意大利我只是在那里转飞机,感觉意大利人土了吧叽的,懒懒洋洋,素质比较一般,特别是觉得意大利男人根本就配不上意大利女人,怪不得意大利女人满世界飞。他们怎么也混进了法西斯呢?实际上就是人家德国的“棒尖”,帮着老大揣一揣肥瘠,因了这缘由,也分得一片肉吃。
而德国和日本就不同了,国民的个人素质确实高,由此产生了特殊的民族优越感,这恐怕是出现法西斯的原因之一吧。德国人的素质以后再论,日本人的素质在东方也公认是首屈一指的。由于日本法西斯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面对日本人时总是矛盾重重。就我二十多年来教过的日本留学生来说,整体上可以说是各国学生中素质最高的。爱学习,有礼貌,守规矩,不张扬。带他们出门教学实习的时候,本来不想教给他们过多的知识,可是当他国的学生都去疯闹,只有一群日本学生毕恭毕敬拿着小本子来请教你的时候,老师的天职就压倒了民族隔阂。我耐心地给他们讲天坛的建筑美学,讲兵马俑与秦文化的关系,讲西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带他们去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日本女学生眼泪汪汪地出来,说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些事,前辈真是丢脸。学生们集体鞠躬,说对不起啦,给你们添麻烦啦。我说这些是以前的事,你们没有责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跟我们友好就行啦。另外,纠正一个汉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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