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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一切都成泡影。他和彭玉麟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横流。曾国藩多年来始终把不和京师大臣谈友谊放在首位,他对奕訢的感情纯粹出于公心。也正因此,所以才更加伤心。
这应该算是时局溃烂、政治昏暗吧,曾国藩在心里悲叹。幕僚们不知他们的曾公心情到底糟糕到什么境地,只能等待曾国藩给答案。
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朝廷要我迅速出兵,万难迅速出征啊!
难以迅速出征的原因,幕僚们心知肚明。此时的湘军已不是从前的湘军,经过曾国藩一番大刀阔斧的裁撤后,他所指挥的湘军只有二万余人。这二万余人在大半年来也没有训练,都在做义务劳动。临时招募,太不现实。另外,捻军骑兵居多,曾国藩要想和他们抗衡,必须要有骑兵,马源则是个大问题。最后,曾国藩要防备捻军渡黄河北上,还要有一支黄河水师。由于黄河水浅,他从前的水师战舰毫无用武之地。
他把这些焦头烂额的问题说给慈禧听,并且重点指出,湘军的作战风格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若要和行动迅速、不计后路的捻军展开大规模战争,非有半年时间不可。
慈禧闻听大怒,僧格林沁的冤魂正向她哭诉死得好苦,这位老女人认为曾国藩在向她要条件,于是发出圣旨:曾国藩可节制河北、山东、河南三十省所有军队,此三处所有官员都受曾国藩调遣。
曾国藩对着这道圣旨长吁短叹,最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找来军官们说,咱们去打捻子吧。
军官们也长吁短叹,数年征战,满身伤痕,才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又要上战场。立即有军官说:“大帅,咱们是军人,战场杀敌是本职。可打捻子,就要去北方,背井离乡不算,关键是北方的面食,咱们吃不惯啊。”
曾国藩觉得很可笑:“这也是问题?老子我在北京做官,天天吃白面,也没吃死啊。凡事都要适应。”
将领们其实就是不想去,信誓旦旦地说:“南方人吃白面,真能吃死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结果这场很严肃的战前动员会议成了饮食交流会。曾国藩发现按这种思路开上个一年,也毫无结果,于是宣布散会。
散会不久,慈禧的圣旨又来了。圣旨说,捻军杀掉僧格林沁后,队伍极度膨胀,中央政府很担心他们会乘胜北渡黄河,威胁京师,曾国藩必须立即领军北上,江山社稷存亡在此一举,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慈禧还说,你离开金陵,两江总督暂由李鸿章代理,他是你的人,你大可放心。另外,我们知道你把军队裁撤很多,李鸿章的军队也可以用啊,这还用我们说吗?
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对将军们说:“咱们上路吧。”
将军们一阵乱哄哄:“大帅,走不了啦,昨天我们到部队去动员,结果大家都说死也不去北方,很多士兵说要提前退伍,现在就有几个营的士兵已跑得无影无踪。”
曾国藩心潮起伏,闭上眼,平复了要爆发的情绪,睁开眼时,已平静如水。他说:“愿意跟着咱们去建功立业的,热烈欢迎;不愿意去北方吃白面的,咱们不勉强。”
将军们说:“那咱们只有九千人啦。”
曾国藩在心里开始骂街:“让李鸿章给咱们一支淮军,还有僧格林沁的残兵,能凑多少是多少。”
李鸿章非常配合,立即派出一支以手下骁将刘铭传为总指挥的二万余人的淮军。曾国藩检阅这支军队时,发现士气高昂,问到饮食问题,这位未来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扯开嗓子喊道:“我们不像湘军那样畏惧北方寒苦、也能习惯吃白面,您指哪里,我们就冲哪里。”
刘铭传话音才落,淮军阵营里就发出夸张的狂笑,搞得曾国藩和陪同巡视官们毫无面子。曾国藩回到衙门后,忧虑地说:“这支军队武器现代化,一定很能打,但我未必能指挥自如。”
派去视察僧格林沁残兵的人说:“我看这仗不好打,僧格林沁的残兵更不好指挥,搞来搞去,恐怕只有咱湘军了。”
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