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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不断融入游牧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改良，甚至遭受过摧毁，其实已经不纯粹了。儒文化也不纯粹了，到南北朝之后，我们已看不到单纯的汉文化了。中国这个国家在强大的时候，在它拓展疆土的时候，在它分崩离析的时候，并非是“温柔敦厚”的，尚武精神是多个朝代的治国策略和主流精神，更是包括革命者文化在内的民间文化在寻找阶级或阶层出路时唯一可资利用的精神。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有阴柔和隐忍的一面，也有阳刚和血性的一面，有柳下低吟，也有迎风大歌。只是中国文化中有虚伪的一面，这一面不断强调“温柔敦厚”，借此掩盖始终存在的“铁血挞伐”。民族精神中本来很正常的东西，弄得像偷鸡摸狗似的，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中华民族不能像德意志民族，像犹太民族，像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正视自己固有的血性？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生机渐衰的古老民族，对一个身陷全球竞争场而又不断受到睥睨遭人算计的民族，阴柔不是优点，用不着假装绅士，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也没有必要让人相信这个。

一说“血液”问题就弄得有点儿玄，好像不说到遗传基因上去就说不清楚，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无法回答你。我对蒙古族文化不了解，对蒙古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不了解，至今没有去过内蒙古，只是在想象中接近过它。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蒙古人和蒙古民族的小说，当然不是现实中的蒙古人和蒙古民族，而是我想象中的，这个想象并不建立在人们通常对蒙古民族的理解上，比如苍狼白鹿的祖上，比如萨满教鬼神崇拜，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是它的忧郁和伤感的一面。我说过这样的话，等我写完手中这部小说后我就去内蒙古看看，可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年。

杨：接着上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您和莫言都是当代文坛开风气之先的作家，你们为20世纪*十年代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刚劲之风。就军旅题材小说而言，石钟山的《父亲进城》、都梁的《亮剑》等走的都是《父亲是个兵》和《我是太阳》的创作道路，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构思细节都可以在您那里找到源头。这两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受到热捧，而《我是太阳》和《父亲是个兵》虽然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反响却没有《父亲进城》和《亮剑》那么热烈。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上述两部作品又作何评价？

邓：上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最早的《红孩子》发表在1989年第10期的《芳草》上，在《父亲是个兵》发表前，已经在《当代》、《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了《战将》、《三丑》、《院子》等一批中短篇小说。

你说的那两部小说我没读过。对战争的认识不同，我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战争题材小说，想来也不会有相同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

应该没有人用同一种方法来阐释小说和影视。小说和影视是两个文化系统，不说精神向度问题，就连方法论都是迥异的。小说是个人面对世界，影视是世界面对众多的个人；小说是质疑前文化，影视是导向时尚；小说是拒绝现实，影视是开掘现实；小说是私人话语，影视是公众文化；小说是仰望星空，影视是俯瞰众生。反响热不热烈不是小说的评价标准，这个恐怕应该是共识。　txt小说上传分享

邓一光（9）

杨：在战争文学中，女性和军人的家庭生活是作家刻意回避的一个话题。在您的作品中，这些都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也是您为当代战争文学开拓的新领域。您在创作之初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邓：军人的战场生活构成他们身为军人的要素之一，而失去战场的日常生活则使军人陷入一种对自我力量狂热肯定和反抗外来强迫力量时所呈现出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的缺失，一种不再建功立业的失落，一种混淆于市民阶层面目可疑的恐慌，一种身份丧失的危险。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人的社会职能的矛盾，但更是人在人性上抵达的可能性不再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揭示了军人的重要方面，一是军人作为军人的现实目的，这一目的指向是战争；一是军人作为军人的终极目的，这一目的指向是和平。而后者恰恰给小说提供了一种比前者更有意思的可能。

无论是女性还是家庭，既是军人进入现实战争并在战争中顽强活下去的重要理由，又是和平生活的重要意象，那些在历史大叙事中被掩盖了的细节，那些在集体生存背景下被遮蔽的个人生命体验，总是最多也最富质感地隐匿在女性和家庭生活之中。缺失了这一重要意象的战争文学无疑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你可能看到了，我的这一类小说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