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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快去，我赶紧拿起机器赶过去，见毛主席正和赫鲁晓夫板着脸，两个人非常严肃，我一边拍摄，一边听毛主席大声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丰泽园是中南海西北面一组中国古式建筑，大院里面套着几个小院。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见外宾。陈寰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政治外事记者，我经常出入中南海采访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我记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他们都参加了会谈，苏联方面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本来2号晚上安排了两个晚会，招待各国贵宾，一个是文化部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另一个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舞蹈晚会，请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著名演员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我估计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鲁晓夫在怀仁堂看京剧，所以很早就在怀仁堂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戏也不敢开锣，台上台下都焦急不安。这时，中央警卫局李树槐悄悄告诉我，说主席正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说话间台上也开了戏。我心里着急，赶到颐年堂，进了院子一看，里面静悄悄的，休息室里只有一两位服务人员在侍候烟茶。我走过去，轻轻拉开帷幕的缝一瞅，看见客厅里坐满了人。里面谈话的声音时大时小，听不太清，有时一个人说话，有时又有人插话。只听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着，而毛主席说话的声音不大，话也简短。我不懂俄文，只能听翻译说些什么。为毛主席翻译的是李越然，为赫鲁晓夫翻译的是阎明复。听了半天，会谈的内容好像是赫鲁晓夫提出要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和后来在我国东北地区俘虏的八个美国空降特务。赫鲁晓夫的声调很生硬，他说，这几个人，你们一定要释放，要释放。毛主席回答的声音不大，但特别干脆，不，不行，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突然，一个很大的响声把我吓了一跳，仔细一听，是赫鲁晓夫在发脾气。可能是他拍了桌子，同时听到阎明复依照赫鲁晓夫的语气翻译说，如果你们有钱，那，你们就养着他们吧。毛主席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当时，我对赫鲁晓夫的蛮横感到惊讶，这哪里是会谈，明明是在吵架。原来，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时，脑子一热就夸下海口，说他能够说服中国释放那八个战俘。没想到毛主席不答应，这一下他丢了面子，所以发那么大的火。毛主席不怕他，他说过，赫鲁晓夫越强硬，我就越顶。

从1958年年中起，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在内政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阎明复说，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因为双方的不快还没有公开化，苏联大使馆对专家们自然是一言难尽，只能告诉他们，可以收拾行李卷铺盖了。

赫鲁晓夫走了，但这时候尚未彻底撕破脸皮，苏联按照协议派来了另一位专家鲍利斯·列杰涅夫，顶替加夫里诺夫担任九局顾问。列杰涅夫是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从事过超高压下物质可压缩性的研究，也就是原子弹即将爆炸瞬间内部核部件的状态。他自己的苏联同事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不好交际，性格内向，工作起来看似不紧不慢，却有解决最困难最复杂问题的能力。人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因为他来了之后常常是沉默寡言，刘杰便把他称为哑巴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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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搞手榴弹的怎么搞原子弹（5）

列杰涅夫到九所之后，因为有关原子弹制造的许多工作没有正式展开，而又不能让众人天天闲着，便为大家指定了几本经典性基础著作，要求先打好理论基础，下一步究竟如何做，到时候再说。

朱少华说，列杰涅夫来了以后，他也做了一些事，多少介绍了一些情况，比如四大部的组织机构；九院应配备一些什么专业等，当时由王绍丰当他的翻译。但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只好成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敢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