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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从来不用抠鼻屎擦鼻涕上厕所一样。

这种不顾现实逻辑，片面夸大美化的文艺风气，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兴起之后，才得到缓解，开始为观众所厌恶和摈弃。

周星池的无厘头电影之所以迅速在中国大陆地青年知识分子中窜红。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颠覆和解构精神，无论你多大的历史人物、多伟大的英雄，他都敢拿来恶搞一下。

2006年风糜一时地以网络军文小说原著改编的国产电视剧《亮剑。之所以在观众中引起剧烈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原著人物颠覆了以往对革命军人那种大而全、全而虚、虚而空地包装方式，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会骂脏话、整天象个土匪一样算计着要抢人家装备的八路军指挥员的形象。

然而，在这场现实主义、解构主义的风潮中，〈花木兰这个题材，这个人物形象，显然是被忽略掉了。目前存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关于花木兰这个人物的群众印象。依然是那个有着很高“革命觉悟”的女英雄。

在传统的花木兰形象中，她是主动为父参军地，所以是至孝的代表；在对待国家的问题上，她为国奋战，九死九生，又是至忠的代表；在个人能力上，往往把她塑造的勇敢又充满智慧，在战争中智谋百出，屡建大功；在品德节操上，她不爱名利，放着大官不做，宁愿回乡过平淡的生活……

这样看来，这个人哪里是一个小门小户的贫家女，简直就是一个先进党员干部的典型形象——不食人间烟火，零缺点。

但是，这种完美的近乎“假”的包装方法，不但不能使人深切的感动及共鸣，反而大大削弱了花木兰这个人物属于人性的光彩，无法刺激人们产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个这种模式下的人物，是无法使人产生深度的人文关怀的，更没有太大的艺术想象空间，可以支撑一部在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形式上都极见大气辉煌的商业巨片。

当年为了构筑一个大片，张一谋选择了改编《雷雨，还有很多人指责他选的不好；今天易青选择了《花木兰，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在易素、杨娴儿、李杜等人的思考中，这部《花木兰，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一部作品，是任何观众只看宣传片和花絮所无法想象到的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的花木兰，她身上更多的应该是中国传统女性身上属于“共性”的那部分东西——一部歌颂某一个具体的女英雄的电影，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花木兰再完美又有什么意义？

而以花木兰为一种文化符号，去挖掘花木兰背后的整个中国女性，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这才是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也就是说，这部电影不是要歌颂一个花木兰，而是告诉世界，中国有无数个花木兰，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积淀造就了花木兰。

把花木兰，从包装一个具体的个别的特例。衍生到一种具备中国民族特色地普遍的精神内核上去，成为一种文化形象，让观众透过花木兰看到的不是她个人的某些品质，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地某种文化特质。

这样一来。《花木兰这个题材，就从狭隘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框题；从一个女英雄的简单形象，变成了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究——在一个中华民族这样的文明载体下，一个普通的女人是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如何看待家庭与国家的矛盾、如何看待两性的社会分工问题、如何看待金钱权势和个体自由……

这样一来，不但影片地艺术含金量产生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在商业考量上，无论是李杜地大气开阖的巨笔，还是何风振聋发聩的奇妙音响；无论是杨娴儿繁盛灿烂的美术手段。还是罗纲奇诡多变的摄影手法，都有了充分地展示空间。在视觉和听觉上，可以加入的商业因素和刺激手段一下子大大增加了。

否则的话。把笔墨集中在一个具体地人物、一个完整的故事上，那么狭小的范围，怎么可能吸纳五亿的投资；就是把钱砸下去了，拍出来的也是不断重复以往的垃圾作品，根本不可能在票房上把成本收回来。

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花木兰这个形象，就不可能再是传统的那种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女将军地形象，更不是好莱坞包装出来的那种顽皮少女的形象。她必须是一个简单平凡的农家女。娇小秀丽而贤惠，有着清澈的眼神。

这就是易青和李杜、依依、孙茹私下商量的结果，所以他们关于花木兰这个角色的选择就应该是……

……

易青下意识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