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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他们给我们肉，玉米面饼我们要自己花钱买。有时我们吃棕榈树根代替玉米饼，这是在我们收工回来的路上找到的。“如果你自己弄饭吃”，老板说，“我给你的工钱会更多”。所以我决定最好自己解决吃饭。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买玉米和豆子。所以，当我摘完咖啡豆很晚回家后，仍要准备晚饭，做玉米饼。

老板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住，男人们的房间在别的地方。所以在种植园我感到非常孤独。我没有同伴，我很难过。别人都是从其他村来的，都是男人，我是这里唯一的女人，我感到羞愧。

当合同到期后，我面临着与来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我不得不走很远的路，我的脚很痛。我必须快跑，才能在阿里亚加（Arriaga）赶上公共汽车。两天后，我又回到了这里。

于是，走了一夜的路后，我在早上五点来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我在唐·曼努埃尔的房前下了车。他已经通过汇票收到了我的工钱，所以他们不在种植园给我工钱。我不得不到曼努埃尔那里去领我的工钱。

“活干得好么？”我到那里后他问我。“是的，很好。”我回答说。“哈哈，很好，”他说。“你和儿子都好么？”他又说。“很好，看上去是这样。”我说。就是这样。我在五点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后来他给我一杯咖啡。“再加点咖啡吧？”他说，“好，是的，再给我加一点。”我回答道。于是我喝着曼努埃尔给我的咖啡。我拿到钱，买了一把梳子和一件机器缝制的上衣。我的工钱是每周50比索（当时值4美元），工钱是很低的。现在他们不得不付多一些工钱了。

另外，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很多农民被迫到他处谋求生路，来到了东恰帕斯的拉坎顿丛林（Selva　Lacandona），而正是这片丛林，成为后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发源地。

以上帝的名义（1）

到20世纪70年代，土地改革的中断，生活的重压，导致了恰帕斯州农*动的再度复兴。最初的组织与发动者，是正在经历剧烈变革的天主教会。正是在这一时期，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　（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在恰帕斯、也在全国声名日震。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举行起义后，他成为政府和萨军之间谈判的斡旋和调停人。

哥伦布向新大陆的第二次航行时，随行的有12名修道士。此后，伴随着西班牙的殖民征服，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块天主教的大陆。19世纪，自由派执政期间，为了削弱天主教会的势力，墨西哥政府邀请长老会等新教传教士来墨西哥传教。20世纪30年代，为了进一步削弱天主教会的影响，墨西哥政府允许新教传教士在全国各地，包括恰帕斯定居。但是，很多年来，新教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然而到70年代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特别是在贫困的、无依无靠的、在政治上*的恰帕斯农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新教。但是，那些皈依新教者在其所在的社群受到了来自长者的反对，最突出的是在圣胡安恰穆拉（San　Juan　Chamula），他们遭到排挤，土地被没收，房子被烧，被迫离开所在的城镇。很多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园，定居于东恰帕斯或圣克里斯托瓦尔市郊的贫民窟。

信奉传统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印第安人之间的敌意持续至今。由于很多皈依新教者戒酒，拒缴宗教税，不出席传统的宗教庆祝活动，与约定俗成的村庄生活格格不入，当地的政治领袖以此作为驱逐新教徒的依据。在一些情况下，一些不同意见者也被指责为新教徒而被赶出家乡。一些批评者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墨西哥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财产权的原则，更不用说国际公认的*标准了。但是，村庄的传统派辩解，除非在发生重罪的情况下，墨西哥的民法一直允许印第安人社群根据习惯法处理纠纷。还说，习惯法是印第安人社群保护其自主权的一种方式，废除习惯法意味着对土著人口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习惯法赋予了印第安人村庄的掌权者（被称为卡西克，cacique）过多的权力，他们经常以习惯和传统为借口，驱逐那些敢于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米格尔·卡克斯兰（Miguel　Kaxlan）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皈依新教的印第安人的命运。

米格尔·卡克斯兰是佐齐尔人，他是恰穆拉最早皈依新教者之一。在幼年时期，米格尔·卡克斯兰的双亲就因流行*冒离开了人世，他被一个叔叔收养。虽然米格尔·卡克斯兰在学校学习很好，但在当地很难找到维持生计的行当，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