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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后而加以残忍杀害，事实清楚，魏国人写历史要么不说、要么不写，现在掩饰、假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与见到以前的史书太不一样了。由此推论，那些说卞皇后、甄皇后各位皇后好话好事的，都很难当成事实。陈寿删掉曹丕甄妃相互推让等事，做的很对。《魏略》所载明显支持裴松之的推论，曰：“初，卞后弟秉，当建安时得为别部司马，后常对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与我作妇弟，不为多邪？’后又欲太祖给其钱帛，太祖又曰：‘但汝盗与，不为足邪？’故讫太祖世，秉官不移，财亦不益。”

就事论事，二妃之死既属于曹魏早期之事，又无关政治、时局，甄郭二后又不是王沈的七姑八姨，于史于私，本来无需忌讳。细细审视、斟酌，要怀疑王沈编造表、诏以掩饰真相那就愚蠢至极，王沈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他的工作方法不过就是依据政府文书抄录、连缀和编写而已。虽然傻子都知道写历史就是要出真相，但魏史自曹丕时就命令卫凯、缪袭创作，数年未成。政府后陆续命荀顗、韦诞、应璩、阮籍、孙该、傅玄和王沈等人撰修国史。《魏书》迁延三十来年不成，这其中恐怕主要不是作者能力问题，而应是外在的黑暗环境使得诸多史事难以措笔的原因。如实写可能得罪当局，违心写则难见容于社会舆论。王沈最后在曹髦时速成四十四卷《魏书》，其所依据大都也应是政府文书，但有官方依据，管他历史真相。平心而论，上述诸公拿政府的钱不干事，虽忠于史职、良心则愧于俸禄，而王沈则却是拿什么钱干什么事，无愧于俸禄而亏于史职与良心。现在大问题来了，曹魏政府系统如此制造假文书假档案，而且规模恐怕还是空前的。这个板子应当打在曹魏王朝的屁股上而不应打在王沈的臀部。从上述考证和王沈成书年代来看，“多为时讳”恐怕主要还不是关于司马懿父子的，而是前此整个曹魏王朝的，既然无关政治大局的卞皇后、甄皇后诸多嘉言懿行都如此不可相信，那么关于曹操曹丕父子的史料就不应该多打几个问号吗？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曹魏一代所传下来那些赞美、歌颂曹操的、溜须拍马的史料或者曹操的诸多美言大都可以怀疑，前引王沈总评曹操就可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完美无缺，功德无量。

而陈寿以其亡国之余的身份，加上外在的政治黑暗的现实，其文风简洁约略，叙事文字精炼，然必时有脱漏，自有不得不然之苦衷。其良史之才、治史之念都毋庸置疑，但其写史时所能见到的档案材料应该与王沈差不多，陈寿蜀亡入晋，其对曹魏前期材料的掌握、搜罗大概也不会超过王沈，这都使其必有确凿根据才会据以笔录删削增撰，只能依据所看到的材料而改写，如非亲历，自难辨其伪与隐，这个道理从《三国志》涉及东吴的部分可以得到印证。大历史学家　田余庆先生在《孙吴的建国道路》一文依据裴注大量兼收并蓄的内容，间以其它材料，论述了孙策孙权兄弟挑战汉统、被江东各阶层人民长期视为叛逆不愿合作因而导致孙策兄弟诛戮英豪的事实。田余庆先生千七百年后洞烛幽隐，才得以恢复历史真相。为陈志拾遗补阙，始增益了有关问题的资料。这些事实在东吴末年韦昭著《吴书》时孙吴政权与江东名豪大族早已合流，书中对于孙策诛戮英豪之事不得不有所讳忌，轻描淡写，着墨甚少，陈寿撰着《吴志》时自然无从细辨，更未遑大书。这就说明号称实录的陈寿《三国志》其实也包含很多非其本人有意造伪的历史谬误。政治的原因（下文有论）、儒家的原则需要写史的人为尊者讳，无法写出一个真实的曹操面目，也无法将其坏事全都公开写出，就更加无从描写、刻画真实的曹操。这说明曹操的史料普遍存在一个可信度问题，都要经过反复的审查、验证才能相信、并放心使用。相较而言，吴人《曹瞒传》、宋人《世说新语》之类的其它材料因没有此类忌讳反而可能更可信，有时细节或有失实，但大体上是可以印证的。　。。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3）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曹魏史尚有当朝魏人鱼豢私撰《魏略》（或曰《典略》，二书关系不明），约在魏亡前后成书，鱼豢入晋多年不当官，多半也是心属曹魏之人。该书散佚已久，细查今天所能见的条目，似乎没有故意隐匿曹操、曹魏坏事的地方，前引二例就是显证。但其方面它也有不少不可信的地方，失之于采用传闻太滥。陈寿写《三国志》时，前引郭皇后死亡真相及曹操戏责卞后的事均真实可信而又无需忌讳，陈寿都未见采纳。这说明私撰的《魏略》可能当时尚未流传，陈寿因而并未见到采辑，不像通常人们想象的因其成书在前就必然被陈寿见到、采用，此二例若陈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