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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盲目的，它容不得知识渊博的人民。暴君甚至对思想也总是力图实施*。霍尔巴赫则谓：“绝对权力是荒谬的，专制*和无政府主义一样，不能称为政体，专制君主和暴君是强盗、土匪，是僭位者。”

后来的*国家宪法对先贤的思想即多所取法。如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言论、宗教、和平*自由；第二条：持有与佩带武器的权利；第三条：免于民房被军队征用……多阐发宪法与自由的关系。

所谓自然法，乃是作者对一种比较完善的政治形态的期待和设计，即自由生活方式的框架，以及自由的权利，它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政治概念。

外国的*，固有传统，但也不是生来就有，某一阶段，其人生的严酷性，也并不怎么弱于中国。霍尔巴赫及《乌托邦》的作者莫尔，更早的伽利略，其遭遇至也极也。莫尔遭挖肾剖腹；霍尔巴赫遭波旁王朝*，著述不能在法国出版。他同样以善感之心，生多事之秋，心绪难明，所遇多舛，故对世象体察细微，对人生体验深刻，思想颖锐，善于消化，悲世悯生，痛绝怆楚，与其终极关怀思想之构成，正是一物之两面。

他的著作，论声名则《袖珍神学》为大，实则以分量而言，《自然政治论》优胜之，无出其右者。《政治正义论》等名著，意味也无此深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对政治制度多所论述，但在造成制度核心渠道的路径设计方面，就远不如霍尔巴赫清醒深邃了。他更多的是停留在道德与幸福的描述之上，而路由则为其所忽略；其实，路径设计的缺失，则美好的结果是无法达到的。而他反对权力，反对财产，主张分成许多小社会，人们在其中各取所需，和平共处……好是好，可是悬鹄过高，等于举手摘月，结果可想而知。

《自然政治论》阐发自由的价值（3）

像霍尔巴赫这样推崇自由的价值的，中国历代文化人，其心迹追求，也斑斑可见。即此而言，尤合钱锺书先生所说“中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清末国粹派多是遂于国学的革命党人，致意古代的良意美法，并不一味醉心欧化。他们对比中西文化，断言“西政出于中国”、“*中西相合”。晚清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多所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与近代政治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中西相合”说。刘氏并辑录历代名人论断百余条，着眼点在反专制的自由精神。

或以为此种比配枘凿不合，因两种文化隔膜甚深。实则其间的争论并没有什么纠结难化的。中国现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无法限制与监督权力的扩张滥用。所以最重要的现代化应是政治现代化，即科技、工农业等现代化之外的第五化。其余国故皆可取善而用之。他们在字面上好像攀古援旧，实际上这样的比配已经是一种体认。在政体一方面，完全可以西体中用，中西之间可以找到共同的语义平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和体系具有专制的成分，但也有争自由的抗争，后者就是现代化可取法的精神资源。所以中国人不适宜搞*的论调可以休矣，任何文化体系都能够产生*，*是全世界的潮流。如此，认清专制渊源和结构，方不致将怨气发泄到祖先和同行身上。在此基础上，以上比照并不牵强。像国粹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救时的药方，那倒是可以的。

黄玉顺先生的《伊战思考》说，我们从“礼”亦即制度建构开始追寻。在儒家词汇中，一切规范、制度，概称为礼……例如现代*，也是一种制度建构，即“礼”。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儒家招致病诟最多的就是在“礼”的层面，但那却是基于一种严重的误读：人们把特定时代的专制的礼等同于儒家的礼的观念，完全无视儒家在礼这个问题上的更根本的原则：损益。……礼是一种历史地变动的、“与时偕行”的东西。如果按照儒家“礼有损益”的原则，那么，假如*制度是当今最适宜的即“义”的制度，*就不妨是儒家在当今条件下的制度选择。在儒家词汇中，“义”的基本语义就是“宜”，一切制度建构的原则，都应该是“义”……

金圣叹与同时期的顾炎武、黄宗羲不约而同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病，倡言隐约朦胧的*理想。金圣叹在倡言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主张文人的创作自由。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系统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断言“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已属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