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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公道、强凶霸道。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努力的自信。结果是人品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3卷，第9期）。

晚清的迷乱社会，为富不仁，身泰名显者，哪个不是在投机取巧、无廉耻、无良心的邪恶轨道上越滑越远？贪官污吏落马频率渐高渐密，其手段之恶劣，心地的狠毒，也越发令小民百姓目瞪口呆。而其东窗事发之前，又有哪个不是装腔作势、沐猴而冠？社会情形的极度混乱令基层的无序瞩目显眼，实不知上下其手，引发不安者非高资大力莫办。江河之中，*政府内，浮在表层者，总是最轻的，而放纵强梁霸道者，其始作俑者，又其谁欤？追其究竟，实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而造成。庸俗社会关系学本为稍有良知正义感者所不齿，于今则别有用心者煽其风，鼓其翼，令其炽，大有蔓延怒张不可收拾之势。衡量是非标准是利益驱动的龌龊关系，而不是人类共有的基本道德准则。如此一来，人心正常的依托渐稀减少。社会风气毫无公正、公平、公开的气象，人心因此而加深其失望、无望、绝望！奴才得道，良善向隅。一般社会应是极高尚者和极恶劣者占两极，而中人、正常普通人占绝大部分，今则中人、普通人也身不由己滑向坏人、谄人、无良心者一途，变得毫无心肝，不问是非，巧取豪夺，利令智昏，生存危机如暮色四围，无处可逃，避无可避，结果人人自危，略无安全感可言。良知、正义感像沙漠里的井水，望眼欲穿，难以寻觅。欺骗、讹诈、告密、伪善如恶风暴雪之行于旷野，甚易甚速，略无阻遏。强梁暴富者豪奢愈显严重，其毫无顾忌的心态也丝毫不加掩饰，官常不足守，国法不足畏，敛聚无度，居心可诛！而不择手段的社会风气更加如雨季河道，随时看涨。与此同时，原先略略可饱其腹的小民百姓现在却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饭碗，有心讲是非、论廉耻的人，日感生存空间的逼仄，其备受排挤，更有活不下去的危机。

从古贤人，到陈诚、储安平的悲叹呼求，可见历史不幸的连续一贯。美国*的缔造者富兰克林以为，“各国皆有凶事预报者，总在预报国家将毁于一旦的凶信”（《富兰克林自传》）。而这些恶人不肖之徒正是骄恣傲诞的凶事制造者和预报者。世间良善、贤者、拙者，总以为当国家民族所处地位日见严重的时分，恶人强梁可以罢手；殊不知其躯体、精神两种胃口俱越吃越大，越撑越阔，以为他们暴富以后，就可以天良发现，永远不会有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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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天而行的穷途

《杶庐所闻录》谈到，光绪初年，翁同龢、汪鸣銮好碑板，张之洞好目录，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一意媚洋，好与西人往还……

清末，端方好金石，端方本纨绔无赖，在做工部郎中时，与盛昱、王懿荣同出差，旅舍无聊，纵谈碑板，端氏亦发言，王懿荣大怒说，你就知道搞女人玩演员，吃酒搓麻！你配谈啥金石呢？端方拍案大骂，声称三年后见。他回京后，到琉璃厂多方搜求，与名家讨论，他的钱又多，巧取豪夺，俨然大鉴赏家。他之爱好金石，与其他满官之爱好鼻烟壶无异，以此表示他的豪奢，并非真有学问心得。

荣禄则好衣饰，成天衣冠楚楚，自觉了不起。整个冬季，每天换一貂褂，衣上佩饰亦换。尤爱玩鼻烟壶，最佳者三百余具，也是每天换一个使用，八国联军打来，仓皇中丢失不少，以后全部补齐。满洲所谓世胄多如此，胸无点墨，衣饰必精，出门见人，光彩照人，好不威风，与寒士相见，尤觉气概压人。慈禧不能正己，臣下相沿成习，遂至朝纲不振。

革命的观念越来越被人接受，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十分紧迫，日、俄、英、法皆与清廷秘密协定条约，日本则吞并朝鲜，俄国则窥视蒙古，英、法也在觊觎西藏，清廷全都搁置不管，并以假装的立宪掩盖民众的耳目，各级官吏日复一日在民间制造对立面，奕劻老奸巨猾，呼朋引类，将各种盗匪引入官场，载洵、载涛皆以他们的亲哥哥载沣的关系入主中枢要津，载泽因为他的妻子是隆裕的妹妹，他的势力也与奕劻相等，这些人都是每天忙着卖官鬻爵，盛宣怀大借外债引起人民反对，于是他们命令赵尔丰入川，肆意屠杀，后来引发了武昌起义，清廷慌不择路，赶紧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阳奉阴违。

武昌起义前，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上奏辞职，请让袁世凯执掌大权，说是只有他才能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袁氏党羽旧部也四起呼应，烘托“非袁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