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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寻找发泄的通道出口，*的制度，则在恒定的游戏规则中，尽可使精力释放，“该干吗干吗”，一切有所安顿归依。而不论秦始皇的暴烈、明太祖的毒狡，之后总要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循环不止的是非颠倒错乱，祸乱相寻。

廖燕的结论，也是说到底了，无以复加了。作为这一可贵思维的延伸，再走一步，那就到了林则徐、郑观应时代，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因西风东渐，而透彻反省，向*制度三致意焉。那是士人真正的自觉，他们着眼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力图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他们的认识来自对专制祸害的刻骨体会，而他们傲岸独立的认识，甚至使很多后来的知识分子相形见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3）

廖燕长期为文学史忽略。而此类文学史，数十年如一日，仅于鼎鼎大名者作模棱鉴定，读之使人昏昧不明，尤可恶者，使不明真相之后来青年，以为中国文学仅此而已，其摧颓先贤一至于是。

实则那些被忽略的作家，不乏深邃的智慧和思想，乃至经天纬地之文，廖燕最为典型。他之被忽略并非后世批评梳理者吝惜笔墨，实因基础训练所致，及手眼、能力、水平所限，见宝不识，智不及此。令到古人创造湮没无闻，有的甚至因长期冷落，物质载体如书籍等的朽坏，而永远归诸*云散，这对文化香火的传承，是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管锥编》对此状况，仿佛放出千万只救生的小艇，在茫无际涯的洋面上穿梭施救，将要灭顶者拯起搭救，上得岸来，复加以理董之重塑之，使以新貌面世。

像钱锺书这样在时间的隧道里面攻城略地，使淹没的古典作家再现重光，这样的鬼斧神工，无远弗届，这样的一视同仁，“访贫问苦”，裨使野无遗贤，设使古典作家起来投票，恐钱公所得选票，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突兀歧出的史论

近时看南明史料甚多，后世历史学家评述此段史实的著作，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最厚重。但这厚重似乎只能指其篇幅而言。盖其辨析结裹，颇有突兀歧出的走火之论，极关键处俱不中的，令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顾诚先生说：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南明史·序论》）。

这样的论断，真可说是醉汉打枪，随意之至，以为中的，而偏离靶心不少。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弭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清朝在中国大乱、青黄不接之际乘虚而入，在无数百姓的尸体上建立了政权。恶贯满盈而惧怕后人追究，怎么办呢？清朝统治者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扬光大。

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四年（1647）僧人函可藏书案开始，到1799年乾隆帝死去才退潮，延续到1905年《苏报》案，还不算完。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4）

清朝对思想言论者的*，是典型的制度性的*。文字狱的罪恶，几乎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其高潮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占了整个清朝统治的一半还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恶名昭彰，实则清朝文字狱其残酷性远过之。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