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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诗当如初学禅

未悟且遍参诸方

一朝悟罢正法眼

信手拈出皆成章见韩驹《赠赵伯鱼》诗（陵阳先生诗二）。参郭著批评史第214页。从所用词汇来看，韩驹对严羽有一定的影响。据《陵阳室中语》，韩驹又谓：“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诗人玉屑》第五卷引）。较之于严羽“禅宗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论诗如论禅”，其关键可见。

此说同样是强调长久及多方熟习而进入悟。吕本中对悟前的知性的用心有进一步的肯定：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吕氏《童蒙训》。见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第2卷，第244页。

当严羽以诗禅相喻诗时，他是把“悟”这一直觉的活动挑出来以作为诗与禅的共同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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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与宋人诗论（4）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第10页）

问题在严羽所指的“悟”是否即江西诗派所主张经由知性的用心而进入“悟”的过程呢？让我们看严羽进一步的陈述：

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第10页）

从知性的用心而进入“悟”的过程是“透彻之悟”还是“一知半解之悟”？严羽不直接言明，但却陈述诗中透彻之悟如下：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第23—24页）

上面所引文字中包含着一系列复杂与矛盾的问题，让我们一一加以缕析，看它们如何形成其对诗或诗的经验的独特看法。上引文中对“近代诸公”囿于“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的批评，大概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而显然是针对黄庭坚本人。这一责难事实上已成为明人对宋诗标准的批评。然而，我们会问：江西派诗人不也是主张熟读书吗？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甚或会同意严羽的看法，以为诗有别材，如果严羽的意思和他们想的一样：“别材”有待于读书而臻于完善。严羽大概亦有此意，因为，根据严羽的说法，阅读可助诗人达到“别趣”。读书之为用，可助诗人超脱学问和理路对创作的枷禁。黄庭坚的晚期及其后学便曾由依赖法度的说法转变到不依赖法度。吕本中及杨万里甚至把黄氏晚期不依赖法度之说推展到“活法”的主张。据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吕本中谓：“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见丁福保《续历代诗话》上，第584页。杨万里一度呼江西派诗人为禅学之南派。其在《诚斋诗话》谓杜甫及黄庭坚善于控御文字。并谓：“择字之精，始乎择用，久而自出肺腑，纵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见丁福保《续历代诗话》，第155页。

而严羽从禅学的语汇里也特别挑出类同的用语来说诗：“须参活句，勿参死句。”（第11页）

似乎，严羽所指向的不仅是文字风格上的自然。他们指向的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一种油然而生的表现，而有别于黄庭坚不依赖法度之说。诗提供一种“别趣”，一种不为语言所筌的别趣。诗作为一种存在，不着痕迹，玲珑透彻，不障，不碍。诗以暗示托出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那就是说，语言文字在诗中的运用或活跃到一种程度，使我们不觉语言文字的存在，而一种无言之境从语言中涌出。（我们得注意诗中的所谓无言之境自然要有别于禅宗冥坐的无言之境。禅宗的无言之境是真的无言，诗是语言的构架，是语言的产物，便无法真正无言，但诗可以企图超越语言转化为指向或呈示语言以外的物态物趣的符号。关于这一点，详见后。）这是一种重点的转移，转向超脱语言束缚的心灵的自由，似乎，那就是由黄庭坚转回到苏东坡。对苏东坡而言，在表现之前，自由已完成于心灵里。同样地，读书对严羽而言，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