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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也真够长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还不见校长停下来。直到前面出现一个三面临海的村庄，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这下总该到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果然进了村子，转过几道弯，来到一间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长才停下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气，亏县文教科想得出，这涯崎小学可真是“天边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复，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

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如张三每天会在田间讲“薛仁贵征东”，每讲到“请听下回分解”，就得有人送上吃的，才肯接下去；李四的笑话让女社员捂着肚子坐在田埂上，再也不愿起来等等。

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要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个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空洞无物，一点不接触实际。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只得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却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学区党支书又特地交代了一回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待续）

十、人生漂泊——发配“边疆”（7）

开学前两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位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带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位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纳闷。

下午我在办公室备课，几位学生竟跑到教室里“打仗”，把刚摆好的课桌垒起来当“阵地”，拿椅子作“机关枪”，“嗵”“嗵”“嗵”打得正欢。我进去制止，他们一下子全跑光。我觉得